自存自強的大撤退——抗戰時期工業西遷入川記

抗日戰爭時期,為保存中國工業實力，支援抗戰，將工廠企業搬遷至西南地區刻不容緩，工業界發起了工業西遷運動，將工業大部分遷往四川。這次民族工業的西遷，對保存國家實力，支援前方的抗戰起了極大作用。

戰略西遷，削弱侵華日軍的工業基礎

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上海及其他中國近代工業集中的區域面臨日趨嚴重的戰爭威脅。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之前，駐上海的日軍積極擴大侵略戰備，日商工廠也紛紛轉向生產軍用物資。日軍甚至企圖佔有設備齊全、工藝先進的工廠（如上海大鑫鋼鐵廠），以利相誘，遭到愛國企業家的斷然拒絕。一些民營企業、行業組織先后呈文國民政府，要求趕快協助安排工廠內遷。1937年7月下旬，中華國貨聯合會即上書國民政府，呈述“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舉國憤慨。而中華國貨聯合會創設滬上20余年，擁有工廠300余家，資產數千萬元，職員工友10多萬人，專為政府制造水壺、干糧袋、背包、皮靴、膠鞋、電網、防毒面具、醫藥用品等軍需物資，強烈要求政府趕快組織內遷，派員指導生產，並表示：“誓為政府長期抗戰的后盾，以爭取最后勝利。”在沿海民營企業中，要求內遷的氣氛一時高漲。

1937年7月22日，國民政府成立了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為首的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決定立即對糧食、資源、交通器材、醫藥用品、燃料等實行統一管制，並責成資源委員會負責召集有關部門會同籌辦。8月2日成立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以下簡稱遷委會）。至此，上海民族工業的內遷工作進入了實施階段。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也同時開始了，“八一三”事件突發,使遷廠工作陷於困境，一場規模空前、歷經艱險、被譽為“中國工業革命”的工業內遷，在炮火聲中倉促而艱難的開始了。

抗戰時期的工業西遷從1937年8月至1940年底基本結束，歷時3年。內遷的廠礦共448家,遷入四川254家，佔54%﹔遷入湖南的121家，佔29.2%，遷入廣西的23家，佔5.1%。湖南、廣西兩地的民營工廠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湘桂大潰退，絕大部分又遷入了四川，至此,抗戰時期的工業絕大部分遷入四川。

恢復生產，入川民族工業全力支援抗戰

沿海工廠內遷入川后，迅速建立了新的工業區：重慶工業區最為重要和集中。沿長江東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瓷器口、童家橋，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構成了國民政府抗戰時期在重慶的工業命脈。也是當時后方唯一的綜合性工業區，以兵工、煉鋼、機械、造船、紡織、化工為主。沱江工業區，在四川的沱江和岷江流域，即在瀘縣、內江、五通橋、自流井區，建立有發電、酒精、制酸、制鹼、造紙、煉油、煉焦等工業。涪長萬工業區，在四川萬縣、長壽、涪陵一帶，建立有水電、榨油等工業。此外，還有四川酉陽龍潭鎮的汽車修理、裝配與煉油工業小區。

內遷四川的工業企業，在當地人民的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難,迅速復工,不但制造了許多新設工廠急需的機器設備,而且生產了大量武器軍火,有力地促進了后方戰時工業的建立。在敵人封鎖和戰時原材料奇缺的情況下，千方百計引進歐美先進技術設備。同時，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尋找各種代用品，用木頭作皮帶盤，牛筋代替三角皮帶，舊船板代替毛鐵，用桐油、酒精、木炭作汽油代用品，制造出各種生產設備和工作母機，並生產出軍需民用產品。內遷企業的迅速復工和擴建,推動了大后方戰時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工業短暫繁榮。同時,生產技術水平和經營效益有所提高,如鎢、錫、銻、汞等出口礦產品,達到了國際免檢標准。后方新工業區域的形成和對戰時經濟的推進,是中國堅持長期抗戰的重要支柱。內遷工廠盡管設備簡陋、技術落后，但他們擔負起“自力更生、支援抗戰”的艱辛任務，為戰時軍工、民用做出了不小貢獻。

中國共產黨對西南后方戰時工業的建設十分關注與支持，中共駐重慶代表曾多次參觀視察一些內遷民營工廠。周恩來在給渝鑫鋼鐵廠的題詞中寫道：“沒有重工業，便沒有民族工業的基礎，更談不上國防工業。渝鑫廠的生產已為我民族工業打下了初步基礎。”周恩來對內遷工業的作用與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多次與工商界人士交談，應邀在工商業者舉辦的聚餐會上作經濟形勢報告，闡述中共的經濟政策，鼓勵他們發展生產、支援抗戰，為振興民族工業多做貢獻。

無心插柳，遷川工業促進了四川現代化進程

在中國近代工業中,工業較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區，四川交通不便,經濟開發十分艱難,工業化進程步履蹣跚，跟沿海地區比較起來,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先進程度上都相差很遠。四川原有工業資本微弱,規模狹小,結構畸形,生產水平低下,尚處在手工業階段，大批工廠的遷入,給落后的四川工業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加強了四川近代工業的力量,並在這些西遷工廠的推動和幫助下,西部又新建了一些工廠。四川在1937年前僅有工廠100家,1940年8月為847家，1942年為1153家，1944年為2071家。四川經濟出現“跳躍”式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與沿海經濟的差距，改變了中國工業布局和促進了西部工業的發展。

大批工業的西遷,帶動了大量科技文化人才的內遷，對傳播、交流科技文化知識,提高四川科技文化水平作出了貢獻。另外，入川企業往往辦有職工學校、子弟學校及各種培訓班,中小企業則聯合辦學校,除了較多招收全川學生入學外,還在校內附設各種職業培訓班、文化補習班等。據統計，到1939年8月止，重慶83家機器工廠的4000多工人中，約70%是內遷工人。

抗戰時期的工廠西遷，雖然是戰時政治經濟的產物，有較大的偶然性和局限性，但對抗戰勝利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在客觀上推動了整個四川的進步,並為以后四川的發展創設了一些條件和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作者單位：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

（《四川黨的建設》（城市版）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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