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月高 汪謙干：談儒家擔當觀

　　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使岳陽樓著稱於世。資料圖片

　　我國古代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歷來很重視擔當精神，並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較有影響的擔當觀，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儒家擔當觀的形成

　　何謂“擔當”？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接受並負起責任”﹔《辭海》的解釋是“擔負﹔承當”。其基本意思都是勇於接受，並承擔起責任。它具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以及由此而來的憂患意識。檢索《四庫全書》，“擔當”這個詞直到宋代才出現，但有關“擔當”意識在先秦時期就有較為充分的表達。

　　先秦時期儒家擔當觀開始形成，這一時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關君子的記載非常多，而君子必須具有擔當意識。《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認為君子處世，就應該像天那樣保持生生不息的強健氣勢，頑強奮斗，永不停止。《易傳》還引孔子的話說，“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在《論語》中也有關於擔當的思想，如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則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屈原《離騷》中有“哀民生之多艱”，“吾將上下而求索”等。這些都表達了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懷，對百姓生活的關心，以及對自己肩負責任的清醒認識。也正是在這種擔當觀的影響下，出現了《呂氏春秋》所描寫的“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的現象。典型的例子，如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時，李膺“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后漢書·李膺傳》，陳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難。

　　宋代儒家擔當觀是隨著理學的興起而深化發展的。五代十國時期，朝代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風氣敗壞，士大夫的擔當意識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為了改變這種社會及政治上之頹風，倡導、重視氣節，理學興起，儒家擔當觀也進一步充實、完善。理學大師們都有很強烈的擔當意識。如北宋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程顥、程頤重視忠孝節義的氣節觀。檢索《四庫全書》，文獻中較早使用“擔當”這個詞的，是程顥、程頤弟子整理的《二程遺書》。如“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其中“擔當”的意思就是“承擔，並負責任”。朱熹使用“擔當”最為頻繁，《四庫全書》中可檢索的就有30多次，《朱子語類》《晦庵集》中多次出現“擔當”一詞。如他談到孟子時說，“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后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從文獻看，南宋時期“擔當”一詞不僅理學大師們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廣泛使用。如名臣李綱在信中就提到：“萬一急缺，雖無指揮，亦須擔當。”文天祥在給皇帝的奏折中寫道：“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元明時期“擔當”的使用更為普遍。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勇於擔當，不畏強權，為民請命，大膽彈劾朝中權貴。顧憲成說過：“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隱求鄉裡不講正義，不配稱為君子。”陳繼儒更以“擔當”為視角對人進行觀察、評判，說“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群行群止看識見。”明末清初，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王船山也呼吁“匡維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於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責乎？”總體來說，宋代以來，尤其是理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以來，擔當精神不僅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儒家擔當觀的主要內涵

　　“擔當”一詞在使用過程中出現過抵擋、擔任、傳承、裁決、掌握、承受重擔等多種意思表達，但最基本的還是接受並負起責任的意思。我們認為儒家擔當觀的內涵包括強烈的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責任意識和深沉的憂患意識以及君子人格、奉獻精神等。

　　責任意識。這是儒家擔當觀的核心內涵，儒家典籍中有很多敢於擔當、敢於負責的名言，士人、官吏中也有許多敢於擔當、敢於負責的事例。早在先秦時期，擔當就是君子的美德。春秋時子產鮮明地提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孔子生活的時代，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混戰，為挽救危局、拯救人心，孔子奔走列國，雖飽受磨難亦不肯放棄。他不避艱難，敢於擔當，勇於任事。當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現時，便致力於平民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而其思想更是影響了后世幾千年。孟子救世心切，聲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國語》中也有“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的擔當思想。東晉時祖逖為北伐中原，“聞雞起舞”，中流擊楫。唐代韓愈也是雄心勃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到宋代，理學家們為重建社會秩序，積極承擔培養治理天下人才的重任。如周敦頤志向遠大，“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張載評價程顥“救世之志甚誠切”﹔陸九淵坦陳“使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苟不用於今，則成就人才，傳之學者”﹔范仲淹自少年時起便慨然“有志於大節”，常自誦“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朱熹在任漳州知府時寫過這樣的對聯：“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手中握。”正是因為有這種強烈的責任意識，以致顧炎武在回顧宋代歷史時稱“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於謙“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清代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名言為無數后人景仰。總體來看，宋代以后的文獻中涉及“擔當”一詞大都強調“接受並承擔責任”的意思，如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就有“所以用程昉者，為河事無人諳曉，又無人肯擔當故也”﹔元代劉因撰《四書集義精要》稱“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事也”﹔明代海瑞稱“自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由此可見敢於承擔責任是儒家擔當觀的核心內涵。

　　憂患意識。儒家擔當觀另一個重要內涵是憂患意識。儒家典籍中關於憂患意識的內容很多。如《周易》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君子以恐懼修省”，“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論語》中也有多處，如“君子憂道不憂貧”。《荀子》也引孔子的話，告誡君子要善待百姓，“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孟子也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淮南子》則稱“諸子皆起於救世之弊”。《元史·抄思傳》總結了人在三種情況下可成就一番事業，即“知恐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最典型的反映儒家擔當觀中憂患意識的，當是范仲淹的名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湯一介先生就說過，“自孔子以來，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學者多對社會政治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正因為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態，謹慎、小心、周詳地考慮問題，有為君子、士人才能成就擔當的責任，完成歷史使命。

　　君子人格。儒家重視君子文化，注重培養士人的君子人格，強調道德，注重節操。先秦典籍中提到“君子”的語句很多，據錢念孫先生統計，《周易》中提到53次，《論語》中提到109次，《孟子》中提到82次，《荀子》中提到304次，《詩經》中提到180次。儒家擔當觀的內涵也包括君子人格。因為敢於擔當，就必須要有無私無畏、為國為民奉獻、服務的精神，這就需要具有一定的精神境界。《大學》中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強調大丈夫人格，“善養浩然之氣”，要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攀龍在解釋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時說“當死便死”，“雖然殺身也要成得一個仁字才好。不然徒死無益，直如草木耳”。曾國藩也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后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也正因為儒家倡導君子人格，在我國古代形成了一種文死諫、武死戰的優良傳統。每當民族危難之時，就有一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為國分憂，為民請命，可歌可泣。

　　奉獻精神。肩負擔當的使命，往往要付出，甚至會付出生命的代價，這就需要有奉獻精神。翻閱史書，我們可以看到為擔當而奉獻，甚至獻出生命的比比皆是。南宋初年岳飛英勇抗擊金軍，令金兵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但由於秦檜等陷害，最終屈死風波亭。明代張居正誓言“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作為萬歷時期的內閣首輔，他輔佐萬歷皇帝開創了“萬歷新政”，《明史》稱，他為政期間“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但仍然沒有逃脫死后被清算、抄家毀墓的命運。至於因勸諫而遭懲罰的事例也俯拾即是，如宋代宋敏求、蘇仲、李天臨等熙寧三舍人，就因犯顏直諫被罷官﹔明代楊繼盛為彈劾奸臣嚴嵩遭“棄世”。即使這樣，仍有許多志士敢於擔當，勇於奉獻。像南宋時期理學家胡宏，鑒於道學衰微、風教大頹，聲稱“吾徒當以死自擔”﹔明代海瑞曾備棺上諫。所以魯迅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儒家擔當觀因具有強烈的責任意識、深沉的憂患意識、倡行君子人格、勇於奉獻，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對促進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等發揮過積極的作用。時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值得傳承與借鑒。

　　（作者分別為《中國組織人事報》總編輯、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