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間,行政體制改革著重以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突出發展以公眾為中心,打造“低成本、集約化、見實效”的服務型電子政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政府要加強公共服務的提供,建設好服務型政府。但長期以來,政務服務存在著“服務方式難落地、服務平台難進村、服務內容難入戶”的問題,導致農民享受政務服務面臨“路程遠、時間長、成本高”困境。對此,湖北省巴東縣以“信息化+政務服務+社會化服務+市場化服務”為手段,下放行政審批權力,拓展服務內容,構建服務機制,將政務服務大廳前移至村委會,以“讓數據多跑路,讓群眾少跑腿”為服務理念,全力推進農民辦事不出村信息化便民服務,讓農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優質、便捷的服務,探索出一條解決服務群眾“最后一公裡”難題的新路子。
政務下鄉:走好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裡”
——湖北巴東將服務大廳前移至村委會實現“農民辦事不出村”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政府要加強公共服務的提供,建設好服務型政府。但是,長期以來,政府服務存在著“服務方式難落地、服務平台難進村、服務內容難入戶”的問題,從而導致農民享受服務面臨“路程遠、時間長、成本高”的困境。對此,湖北省巴東縣以下放權力創建服務抓手,以拓展內容開啟綠色通道,以構建機制樹立重要支撐,將政務服務的觸角延伸至家門口,使農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優質、便捷的服務,切實解決了“服務最后一公裡”難題。
一、重心下沉,使服務“下得去”
巴東縣在村一級開展政務服務下鄉的探索,營造良好的硬件和軟件環境來承接權力的下放,使服務重心能在村一級落地。
(一)網絡下通。網絡下通是開啟“農民辦事不出村”綠色通道的前提。針對山區連網成本高的問題,巴東縣與電信公司協商,鼓勵村民借此機會在家中搭建網絡,使連網成本控制在公司和村一級可接受的范圍內。如巴東縣茶店子鎮洞坪村連網的基礎是需要有30戶農戶安裝網絡,農戶一年連同座機費繳納800元錢給電信公司,順利解決了網絡不通的問題。面對山區網絡不穩定,村級網絡時常出現故障的情況,巴東縣在各鄉鎮指定一家公司作為專門的網絡協調基地,以便及時排除網絡故障。
(二)關口下移。一是系統末梢下沉。將“農民辦事不出村”服務平台的終端一直延伸到村一級,建立以縣政務服務中心為龍頭,縣直相關部門服務窗口和鄉鎮便民服務大廳為主體,村(社區)便民服務室為基礎的便民服務網絡。二是服務窗口下設。近兩年來,巴東縣投入資金4458萬元,新擴建村級辦公活動場所207個,並通過搭建高規格的村級便民服務中心來更新服務窗口。目前,新擴建的服務中心配置了數字電視、飲水機、沙發等設備,村民一進中心就能感受到家的溫暖和熱情。
(三)權力下放。首先,清權。按照權力“能放則放”,程序“能簡則簡”的原則,在不改變部門主體責任,不違背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歸並審批部門,減少審批環節,清理出能夠入駐平台的審批事項。其次,試權。根據權力清單和審批程序,聯動三級服務中心進行現場操作,實時發現問題,進行修改。再次,放權。各部門根據現實需要和運行成效,逐步拓展服務事項,如巴東縣衛計局經過了“6+5”逐步下放的過程。最終,巴東縣將與農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21個部門的87項行政審批服務事項授權村級便民服務中心進行受理。
通過遷一條“線”,巴東縣達到了山裡山外同步溝通的實效﹔搭一個平台,解決了以前“干部辦事在家中,農民找人四處跑”的難題﹔放一點權,則使村委會成了“有權可使”的“小政府”。在優質的硬件、軟件條件的“雙輪”驅動下,政務服務重心的下沉有了堅實基礎。
二、內容拓展,使服務“辦得好”
巴東縣村民經常用“挂牌子”、“收發室”來形容以前的村委會,但是,通過服務內容的擴展,村一級開啟了“有事可辦”的新篇章。
(一)以審批服務為突破口。行政審批服務歷來掌握在政府手中,農民辦証面臨著審批程序復雜,審批前置條件多的難題。通過上級逐步下放行政審批權,對於林木採伐許可、土地建房和計劃生育等與農民息息相關的審批事項,農民隻需到村委會提供業務辦理所需資料,由受理員指導填表后,經過掃描“點對點”地在線向鄉(鎮)裡提交數據,經鄉(鎮)便民服務中心初步審核通過后,由鄉(鎮)提交給縣相關職能部門,實現逐級網上審批。相關部門再將辦理結果以郵寄或專送方式反饋至鎮、村便民服務中心。
(二)以社會化服務為導向。一方面,探索農業社會化服務。前期由受理員在網絡平台了解市場動態和上級政策導向,及時發布市場信息,中期發揮“三農服務站”代購生產資料和提供技術咨詢服務的優勢,后期部分村還在網上為群眾開展農產品交易服務。另一方面,優化農民社會化服務。針對村中部分老年人行走不便的情況,村干部還主動上門服務,實現了農民享受服務從“不出村”向“不出戶”的深化。正如年滿60歲的大支坪鎮村民孫仁東反映,“這個‘辦事不出村’是專門為我們這些生活能力差,跟不上形勢的人搞的,現在在村裡辦事妥妥的。”
(三)以市場化服務為杠杆。一是引導先行。由縣政府主動聯系各大企業,鼓勵它們借助平台,搶佔農村市場。目前,進駐平台的有農行、建行、中行和郵政儲蓄銀行等金融機構。二是打好基礎。各大銀行免費為村級安裝機具,主要為農民辦理新農保、電費、話費的支付,銀行轉賬以及小規模的取款業務,並負責機具后期的維修。三是拓展功能。各企業在服務功能開通后,進一步開動腦筋,拓展服務,把腳踩得更實。如郵政儲蓄銀行下一步打算增加代購火車票、飛機票,代購彩票,代收包裹等業務,以進一步方便群眾。
審批服務的開展,改變了農民長期以來“一証難求”的狀況﹔社會化服務的推進,使農民感受到了“下鄉政府”的“和煦春風”﹔市場化服務的引進則解決了農民取款難、繳費難的問題。村委會服務功能的擴展,使村民與村委會緊密聯系起來。
三、機制構建,使服務“靠得牢”
“農民辦事不出村”平台的有效運作離不開統籌機制、分流機制、監督機制和保障機制的重要支撐。
(一)優化統籌機制。巴東縣在實踐過程中,互動互聯,組建了一支高質、高效的工作隊伍,為政務下鄉開辟了道路。首先,縣委辦統籌,謀方向。對試點的確定,硬件、軟件的配套,權力的下放和部門的協調進行精心布局。其次,組織部牽頭,打基礎。負責村級業務受理員的把關,以及定期和不定期地對受理員計算機基本操作、系統軟件操作、業務辦理能力以及相關政策的法律、法規進行統一教學。再次,紀委督辦,抓實效。主要是督促職能部門充分授權,使政務下鄉的推進工作能落到實處。
(二)細化分流機制。“農民辦事不出村”平台的搭建,為不同類型服務事項的辦理理清了線索。一是該辦事項直接辦理。如取款、繳費等能當場辦結的事項立即辦理。二是上報項負責受理。需經過初步審核,進一步上傳的,規定在一周即五個工作日內辦結。三是退回項答復辦理。面對資料不全,手續不完備的情況,受理員一次性告知服務對象繼續辦理所需的資料和手續。茶店子鎮洞坪村的村民高映旗就深有感觸地說:“現在我們辦事‘隻認一個門,隻找一個人’,事情好辦多了!”
(三)實化監督機制。以技術為載體,實施可控、規范、實時的監督機制。其一,事前透明監督。通過公開辦理事項和辦理流程,讓農民知道哪些事項可以辦理。“現在農民來辦事,你就不能推了”,溪丘灣鄉石碾村黨支部書記鄧光林如是說。其二,事中實時監督。查考勤,看工作人員是否在崗在線﹔查台帳,看檔案管理是否規范﹔查辦件,看業務知識是否熟悉。三是事后痕跡監督。通過平台查閱具體事項的辦理情況,看審批事項是否“擱置”。通過在線和不在線地督查,對受理員“有沒有辦事”,“辦了多少事”,“辦得好不好”的情況有了清晰的掌握。
(四)強化保障機制。其一,整合資源,確保服務有資金。通過整合“農民辦事不出村”、“網絡化”管理資金以及村(社區)綜治經費,實行縣、鄉財政分級負擔,破解了資金不足的瓶頸。其二,績效考核,實現服務有動力。規定村級受理員的待遇由基礎工資和績效工資構成,績效工資根據業務員的辦件情況來確定,並納入財政預算。其三,責任追究,保証服務有質量。對責任意識不強,業務不熟悉,工作出現重大失誤的,由村委會和紀委共同組織調查,並提出處理意見。
在統籌機制、分流機制、監督機制和保障機制“四架馬車”的同時發力下,下鄉政府逐漸做到了“有人可用”、“有規可循”,並以牢靠的服務凝聚了民心。
四、巴東政務下鄉創新實踐的啟示
巴東縣依托網絡服務平台,向村民提供政審批服務、社會化服務和市場化服務的創新實踐,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推廣價值。
(一)信息技術是拓展政務服務的有效途徑。目前,政務服務鏈條大多隻延伸到鄉鎮一級,政務拓展服務缺乏有效抓手。巴東縣運用“小技術”撬動了“大資源”,通過“農民辦事不出村”智慧服務系統的研發,串聯了縣、鄉、村三級政務服務平台,延伸了政務服務鏈條,並充實了服務內容,使農民在家門口的“小政府”就可以享受到除審批服務外的多元服務。巴東縣以信息技術為載體便捷農民享受公共服務的做法,促進了政務服務的華麗轉身。
(二)服務型政府的創建需尋求多元實現形式。過去,在“政府上山”還是“農民下山”來滿足農民公共服務需求這一問題上,絕大多數政府選擇了后者。對於交通便捷,農民生計較好的地區,政府通過轉變職能、理順關系、提高效能來實現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能夠取得較大成效。而巴東縣“政務下鄉”的探索實踐則為邊遠山區新型服務型政府的創建找到了重要突破口,使農民不出村、不下山甚至是不出戶就能辦好事,豐富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形式。
(三)“政務下鄉”要以合理的服務單元為依托。巴東縣以不同規模的村落為基本單元來開展“政務下鄉”的實踐探索啟迪我們,目前的部分村庄的規模可能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單元,但未必是服務的最佳單元。如野三關鎮最小的村的人口在200人左右,像這樣規模小的村,政府在后期推廣改革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平台搭建成本高,業務受理員工作量難以飽和,以及業務員績效工資上不去的難題。因而從合理的服務單元出發,以中心村輻射周邊村,來實現“政務下鄉”的全覆蓋值得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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