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輝
新春伊始，習近平總書記再次發布學習“動員令”，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勤於學、敏於思……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無知而亂的困境”。
其實，早在2004年初，他就撰文呼吁“面對我們的知識、能力、素質與時代要求還不相符合的嚴峻現實”，來一場“學習的革命”﹔近年他又連續發表十多篇文章，殷切詳明地剖析加強學習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他說：“讀書學習是領導干部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個重要途徑”，“領導干部如果不加強讀書學習，知識就會老化，思想就會僵化，能力就會退化，就難以做好領導工作，就會貽誤黨和人民的事業。”他因而強調“學習是文明傳承之途、人生成長之梯、政黨鞏固之基、國家興盛之要”。
確實，學習力決定創造力、競爭力，決定著政黨、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習總書記反復強調學習，正是抓住了解決國內黨內存在諸多問題的牛鼻子，與范仲淹“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的主張不謀而合。近年來一些地方或部門出現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領導干部忽視學習。對此，習總書記早有精到的評點：“當前領導干部讀書的狀況不容樂觀，歸結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追求享樂、玩物喪志，不好讀書﹔二是熱衷應酬、忙於事務，不勤讀書﹔三是淺嘗輒止、不求甚解，不善讀書﹔四是學而不思、知行不一，學用脫節。”這種浮躁狀況必致百弊叢生。正如朱元璋特賜狀元張顯宗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每見今之人多失其親疏厚薄之等、辭受取予之節，境順則驕奢縱欲，境逆則喪滅廉恥，皆由不讀書故也。”自古以來，典籍就是“啟發人類思想的母胎”，讀書的過程就是讓人類最高的價值真善美不斷地浸潤靈魂的過程。領導干部隻有不斷研讀中華文化經典，才能培養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眼界、心胸與情懷﹔才能在內心構筑起一個堅強有力的王國，任憑國際國內風雲變幻以及各種誘惑干擾，依然固守“精神家園”，氣定神閑，舉止得當，做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遺憾的是，一方面是習總書記等中央領導苦口婆心倡導學習，另一方面是領導干部不願學、不勤學、不真學、不深學、不善學的問題較為突出。這不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嗎？那麼，該如何切實解決學習風氣和學習效果普遍欠佳的問題呢？筆者以為，必須在干部管理上實現學習考核的經常化、制度化、科學化。因為學習與考核脫節，學習過程就容易淪為花樣翻新的蜻蜓點水﹔學習成果也如溝渠無壩，日漸流失干枯。隻有認真實行領導干部的任前考核學習與任中學習考核，才能確保他們把學習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政治責任、一種工作內容。
至於如何科學考核領導干部的學習狀況，學界耆宿、教育部中學實驗語文課本主編孫紹振先生曾經上書教育部，建議高考語文隻須考一篇作文這一真知灼見，就很有借鑒意義。大道至簡，綜合檢視寫作成果就能一斑窺豹，全面掌握其眼界、胸襟、學識、思維、趣味、能力、學習成果甚至業余生活狀況等等，遠勝通過一次考試選拔任用干部的做法。陸游說：“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言為心聲，文品映襯人品、水平、情趣，因而“深人無淺語，淺語必庸人”，“慧於心而秀於言”，隻有擁有高遠的抱負、高潔的德行和高超的識見，才能創作出動人心弦的高妙作品。善於創作的領導干部說明思慮縝密、思維敏捷、創意泉涌，宣傳、說服及鼓動能力強。所以有時隻需寥寥數語就能分清乾坤、辨明高下，像梁啟超說陳寅恪的數百字文章勝過他的著作等身一樣，僅此一瓢，不需弱水三千。
在中國古代，正是由於歷代統治者都明白可以馬上爭天下卻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道理，紛紛重視讀書人並通過考核經典掌握程度與寫作才能高低來選拔任用官員，從而選拔了大量的優秀人才進入政權中樞。漢武帝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漢武帝親閱並拔主父偃、徐樂、嚴安、終軍等為官，“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唐朝的一介布衣常何，僅憑起草一篇奏議就平步青雲，終成名相。在中國黃金時代的北宋，高官多為博學鴻儒，盡管也黨爭不斷，卻彼此都以君子自勵，並不殘酷摧殘異己，比較文明的政治締造了國家的空前輝煌，國富民強在世界遙遙領先。但自從宦官童貫執掌重權后，國事蜩螗，北宋急遽敗亡。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王者得賢杰而天下治，失賢杰而天下亂”（范仲淹語）。童貫八面玲瓏，卻不是學高品粹之士。這就嚴重踐踏和顛覆了好學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反復叮囑的“宰相要用讀書人”的原則。重視考核學習和寫作才能，這引導、激勵了歷代社會精英“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書，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刻苦學習自然蔚為風氣並且長期持續濃厚。
對於“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中國古代官員來說，寫作只是他們的基本功。春秋時期甚至對大夫提出九種才能要求，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今天看來，對官員寫作才能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是很有必要的。馬克思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體現。”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也說：“語言是人心智的鏡子。”言語表達能力可以映照其人的智力，包括學習、記憶、思維、認識客觀事物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習總書記也說，“能不能講出新意，反映一個領導干部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經驗水平以及語言表達能力”。他批評有的人講話“雲遮霧繞，玄之又玄，其實是能力不夠、水平不高，既弄不明白問題的是非對錯，又怕承擔責任，所以隻能裝腔作態，故作高深”。從政是一項極具復雜性、艱巨性、危險性的工作，沒有較高的語言文字能力也即超群的學識、智慧、魄力等綜合素質，必然力不從心甚至事與願違。所以，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就是說優秀的政治家，往往同時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和學問家。偉大的政治家必有非凡的思想，偉大的思想必有非凡的表達。這也就是柏拉圖堅稱的，要麼哲學家成為執政者，要麼執政者成為哲學家，理想國才能出現。羅馬帝國最偉大的皇帝哲學家馬可•奧勒留印証了這一理論。他既宏圖大展，又人格高尚，巨著《沉思錄》流芳百世。“在二戰中拯救英國和世界的鐵血英雄”丘吉爾，1953年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國少有這樣的幸運，胡適因而感嘆：“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是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余那許多革命偉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就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放棄了。”這就是說，領導者的政治思想素質、道德品格素質、文化專業素質、組織能力素質，需要多方面長期的修煉和不斷刻苦學習來提高、保持。能力靠思維來養成，而修煉思維能力最基本的途徑就是結合工作勤奮學習並筆耕不輟。學習可以提升寫作水平，寫作必定促進學習深入。如此循環才能不斷增長知識，磨練意志，鞏固學習成果，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說，那些動輒依賴秘書的官員，往往是思想貧乏或思維混亂的平庸之輩﹔那些講話隻會照本宣科、人雲亦雲、枯燥無味者，往往缺乏變革意識、開拓精神或創新能力，工作中往往要麼不作為，要麼亂作為。
毛澤東因而極其重視領導干部的寫作能力訓練，他一生親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並把“親自動手”作為一項規定，要求全黨嚴格推行。他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可以說，重視寫作使我黨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輝煌勝利。在淮海戰役的65天中，華東野戰軍的秀才們一共創作了40多首歌曲，后來選擇7首有代表性的歌曲，配上朗誦，連成《淮海戰役組歌》，並在押送56名國民黨高級軍官戰俘赴后方時演唱，贏得了這些特殊觀眾的熱烈掌聲。他們深有感慨地說：“聽了你們的歌，証明我們是必敗無疑的了。你們能文能武，人才出眾，戰爭還沒結束，你們的歌已寫出來，唱起來了，真叫人佩服，佩服！”
習近平總書記也特別強調，鄧小平同志說過，拿筆杆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領導同志要學會拿筆杆，要盡可能自己動手。他極其贊賞“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學素養，在詩詞歌賦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自己也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公務文稿以及學術論文。這對他的政治成長並成為成熟政治家大有裨益，對推動工作也功不可沒。
其實，早在春秋時期，中華民族就已樹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念，時人已經認識到“立言”等同於掌握了話語權，對社會和后世能夠產生重大的影響，對執政和文明建設有著極端重要的作用，因而人們紛紛把它當作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到了曹丕，更是振臂高呼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從而把寫作的崇高地位大幅凸顯出來，著書立說再也不是生產生活的點綴品或私人的娛樂消遣方式了，而是承載著無比強大的社會功能的一項創造性勞動。20世紀起，各種論戰此起彼伏，雄文一出，振聾發聵，摧枯拉朽，風靡一時，於是人們對寫作社會功能的重視也與日俱增。戰火紛飛中，毛澤東激情澎湃地在延安禮堂縱論文藝創作，還作出一支筆勝過三千毛瑟槍的驚世駭俗的妙喻。這與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宣稱“我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的言論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期的蔣介石也在1950年國民黨的一次中常委會上，拿出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不無悲憤地說：“就是這麼一本小小的書，把我們趕到海島上來了。你們寫得出來嗎？”可謂創痛巨深、懊悔不已。這也警醒我們：如若放任領導干部的寫作能力停滯不前甚至每況愈下，后果不堪設想。
一個時代的人們參與寫作的數量與質量，決定了這個時代的文化繁榮程度與社會文明的高度。所以，古代中國的官員們，自覺擔當文化建設的主力軍角色，一心一意“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們在政事之余或卸任之后，創作精辟短章，編纂鴻篇巨著之類文化精品，留下了浩如煙海的華章佳作。唐詩宋詞及其他文學藝術因而高潮迭起，波瀾壯闊。中華文明自然領先世界，備受尊崇。有鑒於此，在強調推進中國改革發展需要文史哲之后，習總書記不久前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進一步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他高瞻遠矚地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因為“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這些論述充分說明他對文化傳承、創造與傳播的高度重視與殷切期待。所以，保護精神血脈、弘揚文化傳統、潛心文化創造是各級領導干部責無旁貸的核心任務，各級領導干部應當踴躍寫作，自覺充當中國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先鋒與功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夢傾盡力氣、揮洒才氣、引領風氣。果如斯，則文化建設的生力軍必大大擴容，必然帶動全社會同享中華文化經典盛宴、共襄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盛舉。那麼，提升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的新路徑、新局面、新高潮必將很快出現，中華文化的新輝煌必能橫空出世。
當前，我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特別是反腐敗形勢異常嚴峻，推進“四個全面”任重而道遠，這要求我們在干部選拔任用時，更要注重考核其讀書（尤其是國學經典的功底）及寫作能力，促進各級領導干部切實轉變學風，積極參與建設名副其實的學習型政黨，由此杜絕市井坊間的斗雞走馬之流鑽營奔競，從根本上避免賣官鬻爵、庸才驅逐良才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用人導向，必能引導全社會崇文重教，引領全國民眾共同努力把當代中國讀書率低的恥辱帽子徹底扔到太平洋去，迎接李克強總理倡導的“書香社會”的美好春天。那麼，令人痛惡的諸多社會痼疾也就自然如春天的冰雪迎風消融。
（《海峽通訊》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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