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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怎樣當縣委書記  

楊東

2015年04月08日13:3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80多年前,鄧小平在瑞金擔任縣委書記﹔30多年前,習近平在正定擔任縣委書記。雖然縣委書記的這段經歷在他們波瀾壯闊的人生歷程中不算太長,但在他們記憶中卻時常浮現,被“常常提起”﹔在當地人民的心裡,更是永遠鐫刻著這兩位年輕“老書記”的身影。

他們當年是如何當縣委書記的呢?

在鄧小平的革命生涯中,曾有過近兩年縣委書記的經歷: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任中共瑞金縣委書記,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盡管這段經歷在其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中較為短暫,但它不僅在鄧小平的歷史記憶中時常浮現,被“常常提起”,而且也在相關研究著述中屢次被人談及。那麼,我們不禁好奇,在動蕩的革命年代,鄧小平是如何做縣委書記的呢?

臨危受命,敢於擔當,迅速穩定局面

1931年,27歲的鄧小平臨危受命,被中共贛東特委任命為瑞金縣委書記。盡管此前已有著豐富的革命斗爭經歷,但他依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是來自“左”傾錯誤思想的高壓態勢﹔二是“全縣群眾不滿,干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局面。困難面前,鄧小平將如何打開局面?

之前的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左”傾錯誤思想嚴重,他發動的所謂肅清黨內“社會民主黨”成員的行動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犧牲。據當地黨史資料記載,當時“當干部的怕戴紅袖套,因為紅袖套上要寫上自己的名字,擔心別人看見自己反遭冤枉”,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見一斑。因此,一到瑞金,鄧小平便立即採取措施:一方面以贛東特委特派員的身份組成調查組,走鄉串戶,一區一鄉地深入調查,了解肅清所謂“社會民主黨”運動的情況﹔另一方面制定切實措施以穩定事態。在調查清楚之后,鄧小平決定發動群眾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他先后召開了全縣黨員活動分子會議和縣、區、鄉三級主要干部會議,以大量事實揭露了李添富在肅反中的錯誤,宣布撤銷他的一切職務,拘捕公審,予以處決。同時鄧小平公開亮出自己的身份並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殺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懷疑是“社黨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關押在獄的,凡是貧農、中農,一律先放掉,讓他們回原地繼續參加革命斗爭﹔凡是地主、富農,能罰錢的罰錢,然后放掉,罰不到錢的取保釋放。

正是這種決毅果敢、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使得鄧小平迅速制止了這場政治迫害,穩定了縣域的社會局面。因此,民眾都說,“鄧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寶”,“鄧書記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來了,瑞金還不知要殺害多少革命同志!”甚至有人稱鄧小平是“包公再世”。

在會昌,鄧小平同樣如此。盡管自稱“未能打開局面”,但實際上仍然在種種歷史條件限制下做到了“有所作為”。在剛剛上任的幾天之內,他就果斷處理了“靖衛團”騷擾的事情。其時,由於剛剛解放幾個月,會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國民黨地方“靖衛團”殘余勢力和散兵游勇,經常向城內放冷槍,並四處騷擾群眾。為此,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會昌各區委書記參加的縣委工作會議,決定加強巡邏和搜索,並派出赤衛隊繼續清剿“靖衛團”殘余以穩定局面。之后,又對以地主殘余、富農、流氓組織秘密民團造謠搗鬼的反革命活動,“給予不斷的破壞與嚴重的鎮壓”。在此基礎上,在會昌縣委的領導下,“破獲了西崗、板坑、烏鴉泊三處秘密民團的組織,首要大部捉到與決殺了(概是階級異己分子)。”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抓重點難點,著力恢復和發展生產

掃清了“左”傾錯誤的障礙,接下來就要穩定和鞏固成果,使縣政各項工作恢復運轉和活力。因此,隨著縣域社會秩序的漸次穩定,鄧小平開始著力於縣、區、鄉三級蘇維埃政權的建立、恢復和整頓,選舉新的蘇維埃政府領導機構,並對建立健全司法、裁判機構,對拘捕、審訊、審判等權限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同時,為提高基層蘇維埃政府的工作效率,他決定取消村一級政府,隻在村一級設蘇維埃代表,並重新劃分各區、鄉管轄區域。

另外,為鞏固發展蘇區,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健全基層群團組織,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開展起來,鄧小平又著手建立干部培訓制度。他一方面致力於開辦干部培訓班,另一方面親自給學員講課,幫助大家提高革命覺悟和政策水平,傳授工作經驗。據縣蘇維埃政府婦女委員會主任羅志才回憶說:鄧小平同志任職后,很關心干部隊伍的成長。他經常指導沒有文化的干部,同時號召勞動婦女行動起來積極參加革命工作。在會昌,他要求各縣黨組織在工農群眾的先進分子中大力發展黨員。於是,一大批斗爭堅決、意志堅定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了黨組織,黨員隊伍迅速壯大。據1932年七、八、九三個月的黨員發展統計,會昌發展了1638名,尋烏發展了476名,安遠發展了590名。同時,為配合主力紅軍粉碎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鄧小平指示三縣縣委、縣蘇維埃要以沖鋒的精神迅速壯大地方武裝和擴大紅軍。由於進行了廣泛的“親勸親、鄰勸鄰”宣傳動員,加上黨員干部帶頭,廣大青年紛紛報名踴躍參加紅軍,到1932年11月,會昌的赤衛軍擴大到4970人,模范師為2529人,地方武裝的實力大為增強。

如何解決土地問題,是關系到蘇區生存與穩定的大事。然而,在當時的蘇區存在著“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的傾向,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張。鄧小平說:“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說小孩子不應該分地,我就對他們講,四川俗話說,三歲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應該分地。”同時,他以鄉為單位,把田分為甲、乙、丙三類,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好壞搭勻,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對於豪紳地主的方法是:先沒收豪紳地主和祠堂廟宇的土地,然后成立分田委員會進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時還留有1%~2%的好田為紅軍公田,以作公益事業或調劑之用。分田后,由鄉蘇維埃政府發給土地証。同時特別強調不能侵犯中農的利益,對於富農也不能過分打擊。在會昌,鄧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運動,各區鄉重新組織了調查土地委員會、分田委員會,調動廣大貧苦農民參與分田斗爭的積極性,發揮貧農團和雇農工會的作用,並強調將分田運動的重點放在新區、邊區。關於查田,鄧小平反對將查田重點放在執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政策上,指出要將重點放在清查豪紳地主隱瞞的土地上。凡是查出豪紳地主隱瞞的土地,都要分配給貧農。

積極組織社會生產,支援革命戰爭,是鞏固和發展蘇維埃的又一重要任務。為此,鄧小平一方面強調廣大黨團員要積極帶頭行動起來搞好生產,以實際行動支援紅軍打勝仗﹔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大力組織勞動互助,建立耕田隊、犁牛合作社、勞動互助隊等組織﹔同時積極開辦工業,發展商業貿易,恢復和發展了紙、煙葉、農具、藥材、鎢礦、石灰、夏布、硝鹽等土特產品的生產,開辦了紙槽社、紙煙廠、被服廠、硝鹽廠等廠礦。在商業貿易方面,提出了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鼓勵商人開辦店鋪和作坊,組織人民開展地下貿易活動,偷越敵人設置的經濟封鎖線,保証蘇區和白區間的商貿交易。

為充分發動干部群眾,鞏固發展瑞金蘇區,鄧小平還十分注意加強黨的文化宣傳工作。1931年10月25 日,他創辦了中共瑞金縣委機關報《瑞金紅旗》。這是一份油印四開報紙,每期出兩版,單面印刷。該報內容相當豐富,主要欄目就有“社論”“內外新聞”“擴大紅軍”“鐵錘”等。鄧小平經常撰寫文章在該報發表,指導全縣工作。11月27日,紅三軍團攻下會昌縣城后,11月30日他就撰寫了一篇題為《驚人的好消息——紅三軍團攻下會昌》的評論,在《瑞金紅旗》第7期發表,把這一勝利喜訊迅速告訴全縣人民,號召全縣工農群眾乘勝前進,“向反動勢力進攻得到更大的勝利”。

實事求是,注重踐行群眾路線

鄧小平擔任中央蘇區縣委書記之際,正值“左”傾思想佔據領導地位之時。無論是土地分配問題還是革命戰略問題,鄧小平都與“左”的思想有著分歧。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不切實際、不合理的政策。鄧小平從蘇區實際出發,提出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應有所區別,地方紅軍不宜全部編入正規紅軍,更不贊成所謂“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不切實際的口號。在推銷公債、征集糧食問題上,鑒於蘇區群眾負擔太重的實際情形,鄧小平認為在推銷公債、退還公債和借谷子工作中,不宜提出過高指標,紅軍應到白區打土豪籌款。無論環境如何,鄧小平都始終堅持注重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工作方式與工作作風。一如他后來所說:“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

堅持實事求是,就要注重實地調查。因此,實地調查是鄧小平在縣政工作中一直都強調和遵循的方法。對於一些看似確定的事情,他也堅持調查之后再作處理。1933年初春,鄧小平在會昌基層察訪時,被告知擔任區蘇維埃主席的朱秀歧“妄想叛變通敵”﹔保衛局也前來報告說,“朱秀歧帶槍逃跑,保衛局已派人把他抓回來”﹔隨行的人也認為是“天上下雪地上白”的明擺著的事實。應該說在當時的會昌,關於叛變通敵的情形是較為常見的。會昌縣委的報告稱,當時“黨內對於保守太平享樂(中心區)悲觀失望,(邊區)以及動搖恐懼,害怕斗爭,消極怠工的現象,非常嚴重。”但是即便如此,鄧小平依然強調先調查后再作處理。為此,他親自到朱秀歧的家鄉芙蓉寨調查,結果發現是子虛烏有的事。鄧小平不僅明察,有時也會暗訪。據原蘇區會昌縣筠門嶺區兒童局長朱仲友回憶說,鄧小平曾有一次裝扮成小商販暗訪兒童團,結果因未被識出而被押往區政府。

在會昌任職期間,針對不少蘇維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消極怠工、貪污腐化、官僚主義等現象,鄧小平強調要密切聯系群眾,注重踐行群眾路線,對於貪污腐化和消極怠工分子要給予嚴厲打擊。在他看來,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一個最基本的環節,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數人民群眾發動起來實行對敵斗爭,大多數群眾發動起來了,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正是出於這一理念,他對干部群眾的生活極為關心,經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傾聽他們的意見,幫助干部群眾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會昌時期還實行了“共產主義禮拜六”制度。每逢周末他就帶領干部到鄉村幫助紅軍家屬進行耕田、插秧、收割等勞動。在勞動時,他們通常將寫有“共產主義禮拜六”“實行優待紅軍條例”的旗子插在田埂上,一邊勞動一邊唱著:“共產兒童團,實行禮拜六,幫助烈軍屬,多做半天工。”通過開展“共產主義禮拜六”活動,一方面解決了紅軍家屬的困難,同時也密切了黨群、干群關系。

一心扑到群眾工作上,自己的生活卻艱苦朴素,是優秀共產黨員的標志性特征之一,鄧小平也不例外。在瑞金時期,他住著與老百姓一樣的民房,有時甚至住祠堂、廟宇。在瑞金的十多個月裡,先后遷居五六次。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裝,吃的也與大家一樣。鄧小平有一條用了好幾年的花格毛巾,盡管已經單薄無毛了,卻仍然完整無損。身邊工作人員通過留心觀察,發現他不是擰毛巾而是用兩手擠。鄧小平有一條灰黑色褲子,一直縫縫補補,結果褲子越穿越短,但他依然穿著它走村串戶。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寫道:鄧小平在蘇區,一個人,一匹馬,一個警衛員兼馬夫,輕騎簡從,就這麼在瑞金、會昌一帶那麼大的區域內來來回回。“父親這個人,最不講排場,反對繁瑣哲學。這種一人、一馬、一警衛的習慣,他一直保持到抗戰開始。”

在鄧小平擔任縣委書記期間,盡管面臨著繁重而復雜的任務,但是他以決斷果敢、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迅速扶正壓邪、穩定人心,隨后又積極開展各項工作,並堅持密切聯系群眾和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幫助解決人民群眾的切身問題,因此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戴,也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人們所熟知和認可的小平風格。1931年,當毛澤東來到瑞金見到鄧小平時,高興地抓著鄧小平的手用力搖晃了幾下說:“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啊!”1972年秋天,鄧小平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下放江西時來到瑞金,瑞金縣的同志對他說:“你是我們瑞金的老縣委書記!”這句話令鄧小平感動不已。他沒想到,在他蒙冤遭受打擊的時候,老區人民還惦念著他。一聲深情的“鄧書記”,既是鄧小平工作方式和態度風格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回響,也是對鄧小平擔任縣委書記時期施政成效的贊許和肯定。

(《新湘評論》201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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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金雪、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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