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証明，難住社區和居民

　　編者按：“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一項改革是否有效，標尺就是群眾有沒有獲得感。改革的“最先一公裡”設計到位，還需要“最后一公裡”來落實到位。跟群眾切身相關的、能看得見摸得著的，正是“最后一公裡”的改革。本欄目將聚焦改革終端、群眾身邊，關注問題、呈現進步，共同推動“最后一公裡”更暢通，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太多証明找社區

　　居民一頭霧水，社區難以承擔

　　家住江西南昌西湖社區的老李說，他去年4月騎電動車時順路帶了一位朋友，車被交警扣了，被懷疑是非法營運。交警部門告知，如果要取回，需社區居委會開具証明：該電動車為居民家用，並未參與非法營運，“有沒有營運，社區怎麼會知道。但沒辦法，隻能纏著社區蓋了章。”

　　種種証明都得找社區，不少辦事的居民也是一頭霧水，有時候連他們自己都覺得這不應該。“基本上都是相關單位要求，為了辦事隻能照做。”一位受訪市民說。

　　南昌殷家巷社區主任殷中民告訴記者，到社區蓋章的証明種類大約有近20種，包括低保、計生、房管等。比較多的有家庭狀況証明，比如婚姻關系、家庭貧困証明、收入証明、死亡証明、獨生子女証明等。而涉及水電、工商、公証等部門的証明最多。而“各個部門往往直接讓居民到社區蓋章，沒有任何文件通知，甚至口頭通知也沒有。”

　　類似情況並不少見。據了解，在很多地方，除了低保收入証明、養犬審批、廉租房申請、身體殘疾等這些繞不開的“証明”外，夫妻離婚打官司，要社區証明“感情破裂”﹔臥床老人存折密碼丟了，子女辦理密碼更改，銀行讓社區開証明﹔單位招工，要社區出具文字材料証明員工社區表現……遼寧遼陽市一位社區主任回憶，自己遇到最可笑的是，社區居民開公司，拿著房屋產權証，工商局讓社區開一個“產權証真實有效証明”。

　　遼寧本溪市一名社區主任粗略統計，1個多月時間內，社區能蓋大大小小近200個章。

　　權責不符謀減負

　　很多社區推行改革減負增效，試點“准入制”卡住行政事務

　　但社區其實難以承擔這些証明責任。本溪市一名社區主任說，社區只是基層居民自治組織，無執法權也無調查權，對居民收入多少、買過幾套房子、婚否等往往不知情，不少情況下親屬關系等也很難証明。很多地方推進社區治理改革，核心是減負增效。

　　2014年3月以來，遼寧省遼陽市白塔區推行“社區行政工作准入制”，經篩查，確定有法律規章依據的社區行政事務准入事項23項，其他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165項行政工作嚴禁進入社區。社區行政工作清單制推行近一年，平均每個社區減少70%的行政性事務。

　　白塔區在2014年3月初下發文件規定：機關各部門和有關團體需要交由社區辦理的工作，除法律、法規或黨章明確規定應由社區組織承擔的，一律實行准入制度﹔要由一定的組織按照一定的程序審批后方可進入，未經審批不得進入，並列上了保留的23項行政事務目錄。

　　記者翻閱目錄發現，保留的23項工作包括社會管理、社會組織登記、婚姻登記証明材料等，都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最低的依據也是遼陽市所發文件。“像是無劣跡証明，現在就直接由派出所開具了。”遼陽市白塔區武聖街道福民社區黨組織書記、社區主任王洪杰說。

　　按規定，臨時需社區承接的工作，相關部門需向社區事務管理局申請。由社區事務管理局向群眾工作部、區委區政府匯報。批准的再通知各社區實施。

　　“減負”后的社區，2014年共處理各類服務群眾事項1.7萬余件。“大量行政工作不用我們做了，可騰出精力服務群眾。”王洪杰和社區工作人員將社區內的9個網格每戶群眾全部走訪到位，誰家有困難，哪家孩子該找工作，哪家是孤寡老人，一清二楚。

　　類似白塔區這樣的改革，全國很多社區都在做。據民政部介紹，近年來，一些地方在推進社區治理體制創新的過程中，圍繞增強政府治理效能、轉變社會治理方式的思路積極探索，堅持減輕負擔與提高效率有機結合，專項清理與制度建設有機結合，形成了“清防並舉、疏堵結合”的社區減負增效新思路。

　　減負之后仍困惑

　　試點對水電、銀行、保險等不具效力，居民依然被要求開証明怎麼辦？

　　但仍然存在著一些困惑。“這種辦法，只是在區一級實行，因為全市沒有統一施行，在銜接上會有一些困難﹔而且規定隻對區內行政部門有效，對銀行、保險等企業還是不具有效力。”白塔區一些基層社區干部反映，居民去這些地方辦事，還是被要求到社區開証明，那証明開不開？如果拒絕，居民怎麼辦？

　　白塔區武聖街道黨工委書記何曉東認為，現在企業等讓社區開具的各種証明較多，有關部門也應該盡快規范。“比如有的老人戶籍在這，但人不生活在社區。處理房產時，公証處要求回戶籍所在社區証明‘老人有幾個子女’，可社區確實不了解。這本來應該是公証處去公安部門調查的事情。”社區干部王曉晨說。還有的保險公司讓社區開“是不是受益人”証明。

　　“這些一方面是責任轉嫁，自己怕麻煩或不願承擔責任，把責任推給社區。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這些單位，作風還沒有根本轉變，需要補課。”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張雷教授說，“相關企業可以在業務較多的社區設立社區銀行、社區公司等，來解決這個問題。同時，社區負責人也可以通過召開居民代表會等形式，確定哪些証明不能開。”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01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