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與核心價值觀

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

主流文化的治國理政價值觀。這是從政府到基層群眾都關心的話題，它涉及到我們政府行為、政策導向的根據。怎麼把握中國傳統文化裡邊主流的治國理政理念？

首先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這四個字是見於《管子》，中國講的以人為本有鮮明的特色，這個特色就是從西周以來，中國文化就向著一個新的方向發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為本，中國早期歷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為本，但從西周開始，從周公封於魯開始，他的思想就從以神為本的文化開始轉向以人為本的文化。西周時期開始有一種思想，說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思想？當時有這樣的觀點：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沒有人的祭祀，神就沒法存在。這就是說人世是神世的根本。這種思想在西周得以發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義的思想和特色。這就是中國人以人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后期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學說絕大多數都是以人為本的。隻不過在強調以人為本的同時又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對人世的發展、協調、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堅持人世優先，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的時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邇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實也講了類似的話，“敬鬼神而遠之”，就是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為什麼要敬鬼神？我想從孔子的角度來談，他承認神靈的存在，但神靈對人的作用有多大，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過敬神，保留人的一種敬畏感。在一個古老信仰的傳承下，雖然我們今天強調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對更高存在的一種崇敬和神聖感。為什麼中國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積累很多智慧？是因為很早中國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是以德為本。這與今天我們提倡的以德治國的思想類似。如果說以人為本是跟以神為本在比較中形成的，那麼價值觀、價值理念一般都通過理想、通過對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較建立起來，一個人的價值偏好、如何選擇，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觀。

以德為本的對立面就是以刑治國，強調政令、刑罰的作用，忽視道德的作用，這是孔子反對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中國古代的主流治國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響，這就是以德為本。

第三是以民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書》中已有“民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國。在《尚書》裡邊，應該說有不少這樣的思想。到了孟子，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也是在一個比較中看出你的價值選擇。在孟子以前雖然有民為邦本的思想，君王還是佔絕對的主導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達的政治裡面，君為輕。不管是君王也好，還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這樣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們中國古代主流的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

最后是以合為本。以合為本的合，就是強調統一性，在國家的層面就是統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現就是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今天我們強調的價值觀，講中國人的理念，必須也有一個更高的視野。十八大報告裡，特別強調生態文明建設，這非常重要。我們在講發展時，一定要考慮生態文明的建設、維護和涵養。這一點與我們古老的思想資源結合起來，就是講天人合一，中國人都趨向於合，而不傾向於分。人與自然的統一，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統一，也是一樣。中國從政治、從治國理政再往上提高一層，我們叫天人之學、天人之際，這涉及到哲學的宇宙觀，就是注重合，不注重分。

傳統價值觀的特色。如果我們把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的價值觀作為一個比較的對象，我們怎麼來把握在社會層面的中國傳統價值觀體系，它的特點是什麼？因為習總書記最近一直在講我們有中國的國情。國情是從價值體系來的，這個中國特色價值觀的特色、特點就是我們的中國國情。

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念跟西方近代相比，有很大不同，第一個特點是“責任先於自由”。就是很強調個人對於他人、對社群，甚至對自然所負有的責任。責任意識非常強。我們講以天下為己任，孟子就講過了。古人在漢代就明確要以天下為己任，己任就是責任。從古代先秦的“君子”到漢代的士大夫，有一個很突出的責任意識，就是對天下的責任心。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漢代思想家到宋代的士大夫，代表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憂樂以天下為先，就是我們歷史上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個特點是“義務先於權利”。西方近代社會非常強調個人的權利，但我們儒家思想裡，強調的是義務。梁漱溟，他在山東做過鄉村建設運動實踐，在這個實踐裡邊，給他感觸最深的就是中國人和人的關系，義務為先，互相承擔義務，這是中國人倫理的一個特色。我們今天講中國人的倫理，就特別強調義務感。當然這是一個開放的義務感，決不僅僅指一個人的家庭義務。家庭義務是必需的，義務還要從家庭放大，從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區，從宗族（就是古代社區），再到郡縣、國家、天下。中國人的倫理觀念，特別強調義務感，而不是伸張個人的權利。

第三個特點是“群體高於個人”。西方的人本主義更多的是以個人為本，但是我們中國的以人為本，不是講的以個人為本，而是以群體為本，所以群體是高於個人的。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群體先於個人，這是中國人古代價值觀的特色。中國人的群體意識非常開拓，不是一個小團體主義，一個地區主義。中國人以天下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是大天下情懷。《論語》裡講，“四海之內皆兄弟”，《禮記》說“以天下為一家”。如果說家是中國人的基本觀念，家庭關系是中國人的基本關系，中國人早就把這個“家”的概念、“家”的關系擴大、擴充了。

第四個特點是“和諧高於沖突”。看看文化史會發現人類的文化裡充滿沖突，充滿斗爭、流血。但中國文化更強調和諧。西方的文化強調個人，總以自我為中心，克服別人、佔有別人，排斥異教。所以西方歷史上的宗教戰爭非常殘酷，但中國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宗教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它的根源都是在西方和西方文化。近代日本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帝國主義文化，在東方侵略。所以我們從價值觀來講，因為中國傳統“和”的理念，也體現在處理和周邊國家關系上。歷史上，當然我們也有個別帝王發動侵略戰爭，但總體講，這些皇帝的作為是違反中國的主流價值觀的，在主流價值觀中是受到批判的。中國是以安土睦鄰為先，總體來講，我們強調和諧高於沖突。

傳統價值觀的轉型發展。中國傳統價值觀中責任先於自由、義務先於權利，這個“先於”今天還要堅持，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色，我們沒必要跟西方人一樣，什麼都是個人權利為先，伸張個人的要求為先。但對這一點不能極端地理解：比如責任先於自由，但完全否認自由是不對的﹔義務先於權利，但完全忽視權利，也是不對的﹔群體先於個人，但不尊重個人、不關心個人，這也是不對的。如果我們想把傳統價值觀的傳統轉化，加以發展，我們要堅持這些“本”“先”，但是同時我們也要關注那些“被先於”的內容。

儒家的以民為本，今天我們還須堅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從中國發展現實來看，要堅持以民生為先。古代的以民為本的思想，它也有它的一些偏向，就是民生比民主重要。今天要將此加以現代性的轉化，法制建設要加強，民主建設也要加強，要擴充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所以從這一點來講，我們今天如果把傳統價值觀加以發展，在堅持民本、強調民生的同時，也要注重民主。

最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儒家思想強調社會和諧，是比較重視公平和平等的。我們社會的價值觀認為平等比富有更重要，就是平等比財富更重要，所以不患貧、不患寡，患不均、患不安。

經歷了“文革”，經過了人民公社時代，我們知道，對均平的追求，不能變成隻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完全忽視社會發展。現代社會，我們應該允許財富和財富增長的追求，也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然我們最終是要推向共同富裕。要正確、辯証地理解平等和共同富裕是在發展中逐步達到的。這既是個價值理念的問題，也是個辯証把握的哲學觀念問題。

傳統美德的現代傳承和轉化

我國的傳統美德形成於西周春秋時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時代，已經就有很多關於道德的觀點產生。這個時期，沒有一個主導的觀念可以帶領各種道德觀。但是我們可以說，在春秋后期比較流行的道德，一個是“忠信”、一個是“智仁勇”。當時在整個中原文化裡，比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義”應該說在春秋的時候也受到重視，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裡，仁和義也差很多。到墨子那裡突出了“義”，這影響到孟子，孟子發展了“義”，跟“仁”並列，形成仁義。所以從孟子開始，仁義成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義禮智四者並列，成為四德，這是大家熟知的。經過漢代推崇，加了“信”，成為我們歷史上中國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響的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稱為五常，跟五行對應。五常成為兩千年來影響中國社會至深的基本道德。

在儒家推崇的四書五經裡還有一些道德德目，他們跟四德五常一起構成了儒家完整的道德體系比如說孝悌、中和、誠敬。在中國古代，在實際的社會生活裡面，孝悌、中和、誠敬等是跟五常一起發生作用，它們共同支配著我們中國人的道德思想、道德生活。

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孝。孝不在五常裡頭，可是我們沒有人能夠否認孝在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生活裡面，佔有重要而且非常突出的地位。但是孝沒在仁義禮智信五常裡，你說中國人不重視孝嗎？不能這麼說。因此我們說，我們平常講仁義禮智，講四德，它作為道德規范和德行的條目，對中國文化來講，它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也不能說它就能全部覆蓋我們的道德觀念、道德生活。

為什麼仁義禮智這四德在歷史上，在儒學的理論裡邊被認為最重要、最突出？為什麼不把孝放在裡面？儒學有自己的思考。在實踐中大家當然都非常重視孝，應該說孝是內在於特定的倫理關系裡邊的。但是仁義禮智已經超出了特殊的倫理關系，變成一般的人與人關系規定的准則。它不是一個血緣的倫理，也不是一個特定的政治關系倫理，孝是一個血緣關系的倫理，特定的政治關系倫理就是忠。而仁義禮智比起孝、比起忠，它有更加普遍的美德的意義，更加普遍的一種人際關系准則的意義。儒學的理論，也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據。

但是我們講，在古代每一個德行的條目，它都不是單一的、簡單的。不管是忠、孝、仁義禮智，每一個道德的條目，往往有不同的層次的意義，既有它特定的、具體的意義，還有它擴大的、普遍的意義。比如說忠，忠我們剛才說，它主要是一個特定政治關系，君和臣之間，臣應該擔負的一個道德義務、一種道德規范、一種道德條目。但是忠也有擴大的、普遍的意義，就是可以是忠於政務、忠於國家社稷。要全面理解君臣關系的忠，它也不是簡單的順從，能夠犯顏直諫這也是忠。到了春秋戰國有了更普遍的意義，就是盡心為人，《論語》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忠信在春秋為什麼特別流行？因為在春秋的宗法社會裡，忠信特別適應這個社會的需要。到了孔子時代，在道德觀念上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封建社會，也突破了血緣關系，把仁變成人與人的基本關系的一個最重要的道德。戰國時期仁義都成為重要的道德。仁義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孔子、孟子特別提倡它，而是當時的時代需要它。戰國時代封建的宗法制度處在一個衰朽和變化中，所以個人對宗法政治的道德義務，就讓位於那些含義更普遍的社會道德和人際關系准則。

仁義不僅是個人的道德，仁義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它也是社會價值。但是五常裡面應該說不見得都是社會價值，比如五常裡面講“智”，它雖然也有超出個人道德的意義，但是它就不是一個社會價值。可是仁和義，除了是個人的道德，也是社會的價值。

今天我們回顧關於仁義禮智的意義，我們也要給它做一個說明，我們今天怎麼概括、把握他們作為個人道德的意義。首先是仁，仁的意義在歷史上爭論是比較少的，特別是唐代以后，因為韓愈講，“博愛之謂仁”。當然孔子已經講“仁者愛人”，這個愛人，應該說孔子所講的仁，已經超越了親屬間的親緣關系。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它已經變成一個大愛無疆，有廣闊、深厚的含義。

四德裡的禮，本來是強調儀式、禮節，而且特別注重行為面貌的修飾﹔因此四德裡的禮，作為道德就是遵禮守禮。義，它早期是對親屬以外尊長的尊敬。義的進一步普遍化，就變成對所有的長輩，包括親屬長輩和親屬以外長輩的尊敬。可是因為后來禮的條目涵蓋了對長輩的尊敬，所以義到了孟子以后，就越來越變成一個跟善惡有關的德行，義的含義越來越變成堅持道義、去惡揚善。智是比知識更高一級的認識層面。作為一個道德的德目，是對道德知識的一種辨識、一種掌握能力。所以對個人道德的德目來講，仁就是敦厚慈愛，義就是堅持道義，禮就是守禮敬讓，智就是明智明辨。

我們說作為個人道德，仁義禮智是這個意思，但是仁義禮智裡邊的仁義，它不僅僅具有個人道德的意義，它還是社會價值。比如說仁義有更廣的社會意義，孔子講仁，仁是作為道德。可是孟子講，“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廟”，所以仁也是政治的普遍原則。在漢代以后的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文化裡，應該說在理論上仁都是一個主導的政治和行動的原則。這就不僅是個人價值，還是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的政治行政基本原則。唐太宗《貞觀政要》，以仁為本，仁義為首，仁義作為基本價值，這就是已經超出了作為個人的道德，也是社會政治的最基本的價值。仁再發展，就是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大同，變成一個最高的社會理想。

義，《左傳》裡講“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一個正義的概念，孟子說“殺一無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那是違反原則的。所以義在古代很多地方都是作為正義來使用。

所以我們說仁義禮智不僅僅是個人道德，也是古代社會的社會價值、古代社會的基本價值。比如說就社會基本價值來講，仁要強調仁政惠民，禮是強調文化體系，義就是社會的正義原則，和是和諧團結。除了我們講的這些道德條目以外，還有很多跟這些德目有密切關系的修養方法，比如克己、反身、正心誠意、慎獨等等。

除了在經典中的這些說法表達了我們的道德價值，另外在每個時代的社會文化裡，也有一些流行用語表達主流價值。比如宋代講究“節義廉恥”，明代后期講“忠孝節義”，明清小說裡充滿了忠孝節義，它就是社會流行的。

傳統美德的傳承轉化

帝制推翻后，近代以后的政府需要在不同時期提出新的道德規范。1912年，民國政府提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為立國之本，前四字見於孟子，后四字見於管子。孫中山是個革命家，可他非常重視傳統美德的傳承轉化。如忠孝，孫中山很講究忠孝，他認為這個時代不能提倡忠君，但可以忠於民、忠於事，為了事業的成功，就算犧牲也在所不惜，這便是忠。孫中山就是把孔孟之道的“忠”做了現代的傳承轉化。他認為古時候講的忠是忠於皇帝，民國成立以后，沒有皇帝，但還是要忠，要忠於國、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效忠。這就是孫中山對傳統道德觀念的轉化。后來孫中山也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孫中山認為，中國人不能忘記存在的共有道德，新的道德規范必須傳承轉化古代道德，不能完全另來一套。孫中山曾經講過：“因為我們民族道德高尚，所以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存在，並且還有力量同化外來的民族。所以宗本及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群體以外，就是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舊道德，才有固有的民族地位，這個固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復。”他十分重視固有道德在當代民族復興中的地位。

孫中山之后，南京國民政府在八德的基礎上又加上“禮義廉恥”加以提倡。比較之下，禮義廉恥更側重個人道德。孫中山提倡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結合社會的價值需要，忠是忠於國家、忠於人民，這都不是個人的。這12個字成為國民政府提倡的主流道德，也是傳承中華固有道德的一種方式。

梁啟超曾寫過一篇文章，叫《新民說》。《新民說》強調提倡公德，說我們中國人以前講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別提倡公德。梁啟超講的公德的核心就是愛國、利群。梁啟超的《新民說》認為公德和私德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認為公德的基礎是私德。私德就是個人基本道德。今天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提倡愛國，愛國是公德，提倡友善誠信，這就是私德。梁啟超的《新民說》，這個關系不是並列的，這兩方面雖然都重要，但是就個人來講，基礎是個人品行、個人道德，這個是基礎。所以私德一定是公德的基礎。我們中華美德在這方面有深厚的資源。

個人道德的重要性

梁啟超所講的私德和公德，都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道德問題。私德也好、公德也好，都是以個人為主體的道德要求，但是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不是落實在個人主體上的道德問題，這就是價值概念與道德概念的不同。

習總書記所強調的講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強調要落實在個人身心實踐上的道德。這是我們在從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實踐時，在理論上必須明確的。習近平總書記講的，繼承弘揚傳統美德，中華美德的繼承轉化，這些主要是就個人道德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內容來講的，用梁啟超的話來講，“重點還是私德”。所以總書記講的加強道德建設、形成道德規范、樹立道德理想，講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我們說主要都是就個人道德講的，要落腳在個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終是要指向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怎麼做人，這很重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社會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今天應該主要是講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公德。其實西方哲學家亞裡士多德早就講過，“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較低的，善人的道德要求是比較高的”，做一個公民和做一個善人是不一樣的，作為一個公民，他的要求應該說屬於愛國守法這樣一些基本要求，不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可是作為一個善人，他的道德要求是比較全面的。如果從政治、從法律上來講，對公民的要求還是一般性的要求。但是就社會、就文化，特別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我們不僅要求一個公民的道德，還要求一個善人的品德。這就是我們講道德、守道德、遵道德時，需要了解的重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踐行是更重要的話題，它與中華文化的價值觀、美德體系有怎樣的聯系？我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以中華文化的主流基本價值觀作為基礎，作為源泉，作為立足點，作為根基，作為根本，作為命脈。今天我們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煉和提出，首先要有一個文化的基礎，要以中華傳統的價值觀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他講了六條，就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這是非常重要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煉把握，怎麼把它跟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觀結合起來？中國文化基本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系就是，傳統的主流價值觀是今天的主流價值觀的基礎和源泉，是立足點，是根基，是根本，是命脈。

其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具體的操作，一定要以中華美德體系的傳承和實踐為條件、為落腳點。今天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培育、要踐行，怎麼踐行？怎麼培育？就是要以中華美德體系的傳承和實踐作為它的根本條件，作為它的根本落腳點。一定要突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跟傳統美德的關系。而其中加強個人基本道德的培養，是特別重要的。

關於個人基本道德，從儒家文化的角度，可以分三組：第一組，就是個人基本道德，就是仁、義、誠、信、孝、和。如果用雙字詞，就是仁愛、道義、誠實、守信、孝悌、和睦。第二組是次一級的，忠、廉、強、毅、勇、直，就是忠實、廉恥、自強、堅毅、勇敢、正直。第三組是關於公民基本公德，這是從儒家的角度提的，不是站在國家的角度，作為個人基本公德，就是愛國、利群、尊禮、守法、奉公、敬業。不管私德公德，都是要最后落實在個人上實現，今天我們要把它細化，從儒家的立場上提出這樣一個體系，它是強調個人道德的體系，也是從儒家的立場來講的。

一方面我們要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實踐，另一方面一定要注重中華美德體系的傳承和實踐。從個人基本道德做起，這個道德和社會風俗的改善，才能有一個扎實的社會基礎，遵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實處。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新湘評論》2015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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