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區域 大能量

“美女節，歡迎各位美女來參加我們綜合黨委給大家准備的彩妝課哦！”臨近三八節，杭州歐美中心樓宇集群黨委忙碌了一陣的“美麗的策劃”終於揭開了蓋頭——從上海請來的專業彩妝師，給樓宇裡的“白骨精”們帶來了“美色”享受。

“樓宇裡的企業休息時間有差異，我們協調了好多次。”集群黨委書記唐芸說，“3月份還會有一次志願活動，我們也正在策劃主題，統計參加人數。”

歐美中心樓宇集群由歐美中心、立元大廈等6幢商務樓宇組成，95%的企業為股權投資（金融服務業）、設計中介、信息軟件等現代服務業和企業總部。2009年9月，歐美中心樓宇集群所在的西溪街道黨工委組建了歐美中心樓宇集群黨委，具體負責這一樓宇集群的黨建工作。

走訪企業、登記黨員、梳理組織架構、整合資源搭建平台……5年來，區域內470家企業建立29個單建黨組織和3個聯合黨組織，在樓宇集群黨委的召集下，以黨建為切入點做了大量的經濟、文化服務工作。

樓宇集群黨委走過的5年，可以看作是一段典型的非公領域區域化黨建探索之路——

應運而生的探索

“區域化黨建”並不是個新名詞。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體制與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單位多元化、人員社會化、分工精細化日趨明顯，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不斷涌現，傳統的以“單位黨建”為主的黨建模式已不適用於變革中的社會現實。

面對這一新變化，中央於2004年首次提出了區域化黨建的概念。中辦25號文件《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街道社區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的通知》，其中提到了“社區黨建就是以街道黨工委為核心、社區居委會（居民區）黨支部為基礎、社區黨員為主體、社區內各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等基層黨組織共同參與的區域化黨建”。

隨后，在黨的十七大、十七屆四中全會等一系列重要會議上，中央對區域化黨建的內涵進行了進一步的豐富深化。在2009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實施意見》中，專門有一條是關於“健全協調機制，完善區域化黨建體制和格局”的論述，要求適應特大型城市社會建設和管理需要，進一步完善區域化黨建體制和格局。

“要積極探索區域化黨建模式，充分發揮轄區內各類黨組織的優勢，通過組織共建、人才互動、黨員聯管、活動互助等形式，整合利用區域黨建資源，提升基層黨建工作水平。”在2010年底的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近平如此強調區域化黨建的意義。

“現代政黨理論認為，政黨的適應性是衡量政黨能力的重要指標，是指政黨能夠敏銳地感知經濟體制、社會結構乃至民眾心理等外部因素的變化，及時進行組織結構與目標的調整。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利益結構的復雜化和社區矛盾的凸顯化，使基層黨建處於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之中，基層黨的建設工作亟待探尋新的工作思路與模式。”深圳大學副教授陳家喜說。

而區域化黨建正是一種新的基層黨建工作的探索，雖然其實踐形式各地各有不同，但其目標指向都是要改變傳統黨建的封閉性模式，轉到開放性的區域空間模式，將傳統的“以我為主”的黨建行動邏輯，轉到尊重社會生活和社會發展的“以他為主”的服務邏輯。

由此可見，區域化黨建的核心在於“整合”。雖然它並不是兩新組織領域的獨有特色，但相比於機關、農村、國企等傳統領域，兩新組織內的黨建資源相對稀缺，基礎工作的積累比較薄弱，黨務工作者的經驗又較為缺乏，同時人員具有高流動性，這使得兩新領域內的黨建工作更加需要統籌與整合。

於是，“區域化”便成了兩新組織領域內黨建的一種自然選擇——甚至早於概念之前，實踐已經給出了各種豐富的模式。

凸顯整合的力量

區域化整合的最明顯成果便是解決了兩新領域內黨組織覆蓋的難題，尤其是對無法成立單獨黨支部的小微企業來說，很多兩新組織區域化黨建的經驗文本中都會提到這一條，其主要實現途徑是建立聯合黨支部。

“運用區域化黨建理念，積極整合各方資源，在各類園區、商務樓宇、專業市場等小微企業集聚區，通過建立區域性黨組織，探索網格化管理模式等方式，將小微企業納入區域黨組織，發揮好區域性黨組織的‘孵化’作用。”在去年底的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建論壇上，中組部組織二局（基層辦）副巡視員、全國非公專委會副主任委員牛巧娣強調了區域化黨建對實現小微企業全覆蓋的意義。

“把不具備單獨設立黨組織條件的中小企業，聯合起來成立黨組織，在發展黨員、培養骨干中發揮‘孵化器’作用，直到單獨組建黨組織……近兩年來，這種方式顯示出了它的優越性，共推動企業單獨或聯合成立黨組織240個，覆蓋園區295戶非公企業，消除了黨建‘空白點’。”湖北漢陽的“五聯一化”園區黨建經驗中第一條就是“組織聯設，健全黨建工作網絡”。

整合的第二個好處是使得兩新領域內的黨建工作者得到了更多的培養機會。

“不同於傳統領域黨建工作者有著豐富的黨建工作經驗，兩新組織黨組織中的黨務工作者呈現出年輕、黨務理論知識薄弱、實務操作不熟練等特點，需要一些有經驗的人在實踐中去指導他們。”湖南長沙高新區組織人事局副局長璩世賢告訴記者，解決非公企業書記的能力經驗欠缺問題是促使他們推行區域化黨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2011年以來，長沙高新區開始探索“非公企業黨建聯組法”，他們在綜合考慮地域、行業、企業規模、黨員人數、黨建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基礎上，將全區非公企業編入若干小組，採取工作聯合的方式，分組開展非公黨建活動。

從最初的10個聯組到現在的18個聯組，每組的聯組長一般由較為資深的非公企業黨支書擔任，在聯組內各黨支部一起活動時，他們便可對聯組內其他支部書記進行直接的指導與幫助。高新區通過此工作法培養了一批能夠獨當一面的黨務工作者，麓谷勞務派遣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彭瑛就是這麼一位。

從剛開始的“什麼都不會”到如今可以制定出一年的詳細黨務計劃、組織黨史知識競賽、幫助聯組內的企業通過聯組這個平台達成合作，彭瑛說自己從中學習到了很多、成長了很多，現在她已經是第6聯組的組長了。

在提高組織覆蓋率和培養黨務工作者之外，整合的更深刻意義在於它能夠把隸屬不同系統、掌握不同資源、比較鬆散的黨組織聯系成為相對緊密的黨建共同體，同時能夠借助這一黨建平台，加強區域內兩新組織的各項資源整合。

今年初，中組部組織一局局長張國隆來到晉江調研非公企業“二帶十”區域化黨建工作模式。記者也曾經來到這裡採訪，這裡的企業被劃分為十個片區，由2名黨員干部與1名企業黨務專職工作者搭配組成10組，駐每個片區的兩家產業集群核心企業挂職開展黨建工作，並輻射帶動周邊十家中小型非公企業黨組織，以此形成10個非公黨建典型示范圈。

“各個片區通過共建機制、共抓組織、共辦活動、共塑文化、共創品牌、共享資源等措施，黨建工作已各富特色。”晉江市委非公有制企業黨工委專職副書記黃建華告訴記者，“陳埭片區建立了董事長信箱暢通員工訴求渠道，金井、深滬片區拓展網絡學院覆蓋面，青陽、梅嶺、西園片區推行了‘集中黨建日’制度……”

前行中的困惑

羅威是浙江寧波海曙區城隍廟商圈綜合黨委書記，這個綜合黨委下設15個黨支部，其中有企業獨立支部8個，樓宇聯合支部7個。“最近我們又要新成立一個黨支部了。”

海曙區是寧波市中心城區，商貿商務業高度集聚。2007年9月，海曙區在華聯寫字樓建立了一個樓宇服務中心，這成為當地兩新組織區域化黨建之路的開端。

2009年5月，位於海曙區天一商圈的天一廣場黨員服務中心正式成立，這個2700多平方米的服務中心整合了天一商圈內1300余家兩新組織的資源優勢，為商圈內的黨員和白領提供各項服務。

羅威的工作履歷表幾乎可以說是寧波海曙區區域化黨建工作的一個縮影，從華聯寫字樓到天一商圈，再到城隍廟商圈，羅威深刻體會到了這項工作的機遇與挑戰。

“區域化黨建建立起了一大批黨支部，但是不能建立了就完了，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動’起來，‘活’起來。”羅威說如何讓新建立的黨組織真正運轉起來，是他們工作的重點任務。

受訪者中不少人表示，“區域化”不能貼標簽，也不是劃分了片區，建立了聯合支部，共享了場地，就算是實現了區域化，關鍵還是要看效果。

璩世賢也提到了這一點，這些年他全國各地跑了不少地方，“衡量一個地方的非公企業黨建做得好不好，不能隻看建立了多少支部，也不能看那些大規模企業的成就，而是要看整個區域做得怎麼樣，那些數字的背后是不是真的有生命力。”

2011年，上海市委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本市區域化黨建工作的若干意見》，對區域化的領導體制、溝通服務機制和黨員作用發揮的機制做出了具體要求，但在實際操作中，仍有很多問題。

在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裡，有340多個黨組織，其中有36個聯合黨組織，吳陳亮是第33聯合黨支部的書記。“那些獨立企業支部找時間聚一下，有場地，也方便，而我們支部的黨員遍布40多家企業，就拿收黨費來說，我都要花大量時間去協調。”

雖然非公企業黨員、黨組織的實際作用發揮問題，並不是區域化黨建所面臨的特殊難題，但由於大量聯合支部的存在，使得這一問題更加難解決。而對於區域化黨建的“資源整合”意義來說，每個區域內的整合是否能像預想得那樣良好？

中組部在溫州地區調研區域化黨建時，就有專家曾提出擔憂，那些設在企業內、向區域內其他企業開放的黨員活動室，其他企業的黨員是否真的會去那裡使用？

“區域化的關鍵在於‘地域相鄰，產業相近，關系相親’，但是有的同行企業，產業有競爭、招工有競爭，反而還搞不攏，最重要的還是關系相親。”湖北紅安縣非公企業工委副書記閔琪說。

“資源能否整合，關鍵還是要看各資源的持有者能不能找到共同的需求，也就是說能不能找到雙方的‘興奮點’。”璩世賢說，“如果不是出自企業的真正需求，區域化黨建的效果就不可能落到實處。”

難題還不止這些，在記者採訪中，有不少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非公企業的黨組織能否運轉起來，與企業主的支持分不開，所以如果能找到區域內企業的利益相合點，能給企業帶來更好的發展機會，這樣的互動合作就能更容易開展，反之則很難推動。

“業主支不支持，已成為黨建工作質量優劣的重要因素。建議從上至下建立一個讓業主重視、支持黨建工作的運行機制，讓業主主動參與到區域化黨建工作中來，充分發揮好黨組織和黨員作用，從而釋放出區域化黨建工作的強大力量。”重慶市巴南區委兩新工委副書記牟培會說。

開拓更廣的天地

盡管仍面臨許多困惑與問題，但受訪者也大多同意，在兩新領域做黨建工作，區域化黨建是較為有效的手段與方式。

從更廣闊的意義上來說，在社會轉型的今天，利益格局分化，利益訴求多元，兩新組織黨建不可能僅限於本領域，而不與社會其他組成部分發生聯系。從這個角度來說，如何以更寬廣的視野來謀劃區域化黨建的推進？

2012年，浙江省委新經濟與新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曾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區域化黨建工作的意見》，其中便提到“通過進一步推進區域化黨建，統籌謀劃區域內農村、社區、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機關、學校等各領域黨建工作，加強區域內黨建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集約利用，有利於進一步優化黨的基層組織設置，加快形成城鄉統籌的基層黨建新格局”。

而上海在提出《關於進一步推進本市區域化黨建工作的若干意見》后，也有更多理論上的研究。“要更加貼近區域各主體對象的需求，完善區域化黨建工作聯建共建、雙向溝通服務機制﹔要增強區域化黨建的創新活力，探索黨組織在區域化黨建中的社會化工作方法。區域化黨建工作中各主體之間大多不是行政隸屬關系，而是平等合作關系，因而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要更注重運用民主協商、統籌協調、共建共享、委托代理等社會化方法。”上海市黨建研究會的一份《推進區域化黨建工作的實踐與思考》這樣寫道。

“區域化大黨建要加強執政資源和社會資源的整合，要打造好黨建工作樞紐﹔要圍繞黨建工作怎麼做和做什麼等問題來體現黨建工作的有效性﹔要進一步探索區域化大黨建的內部動力機制，找出不同利益主體可勾連的東西，將自上而下體制的統籌效應與自下而上微觀組織的激活效應統一起來。”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科研處處長徐中振說。

面對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各地也在不斷探索更多可行有效的模式。

牟培會告訴記者，自2011年起，巴南區作為重慶唯一承擔區域化黨建工作試點課題的區縣，就開始了區域化大黨建的工作。“這個區域化黨建概念就不僅限於非公領域內，而是涵蓋了區域內的大黨建。”

重慶巴南區現有非公經濟組織3萬多家（戶），在探索區域化大黨建后，其建立了經濟園區區域化黨建工作聯席會議、街道區域化“大黨工委”及社區區域化“大黨委”。

“街道區域化‘大黨工委’和社區區域化‘大黨委’均是將非公黨建和其他領域的黨建融合在一起建設。非公企業黨組織和其他單位黨組織都是區域內‘大黨（工）委’的成員單位。”牟培會向記者介紹道。

通過圍繞志願服務、促進就業、技能培訓、民情聯絡、環境建設、政策宣傳、資金幫扶、陣地共享、人力支持等，巴南區的非公企業黨組織與所在街道黨工委、社區黨委以及區域內的民辦院校、民營醫院、金融單位和個體工商戶等黨組織聯動起來，解決區域內需由黨組織出面的突出問題。

“像凱川房地產開發公司是巴南區龍洲灣街道龍海社區區域化大黨委成員單位之一，2013年該公司在社區內舉辦了4場招聘會，幫助社區50余人解決就業問題。”牟培會說。

浙江湖州市也探索出了一種區域化大黨建的工作模式。

天子湖鎮是湖州非公經濟較為發達的一個鎮，到目前為止，入駐天子湖工業園區的企業有近百家，務工人員超萬名，其中流動黨員也有百來名。在這裡，區域化黨建的具體工作主要由天子湖區域性中心成人文化技術學校來承擔，其整合各方資源，為園區內的企業和黨員提供各項服務，包括職業培訓、綜治調解、人才服務、勞動保障等。（朱詩意）

（浙江《非公有制企業黨建》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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