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孫武是兵家的代表，他所著的《孫子兵法》反映了傳統軍事學術的最高成就。

從1936年到1938年，毛澤東先后寫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軍事、哲學著作，對孫子“知彼知己”戰爭指導原則多次闡述，將其提升為形成正確軍事戰略的重要思想方法。他從戰可知，勝可為﹔忌主觀，求全面﹔重學習，講使用等方面，對具有朴素唯物精神的“知彼知己”原則進行批判吸納，發展到軍事辯証法的高度，使其具有戰略思維、戰略建構的方法論意義。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的講演，強調“知彼知己”對認識戰爭現象的重要，他說：“我們承認戰爭現象是較之任何別的社會現象更難以捉摸，更少確實性，即更帶所謂‘蓋然性’。但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錯誤由於對彼己的無知，戰爭的特性也使人們在許多的場合無法全知彼己，因此產生了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的不確實性，產生了錯誤和失敗。然而不管怎樣的戰爭情況和戰爭行動，知其大略，知其要點，是可能的。”孫武反對有神論，反對用佔卜等迷信方式去推測預斷戰爭的凶吉勝負，明確提出“勝可知”的思想。他的“知”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論基礎之上的，他反對戰爭的神旨天意說和不可知論，把戰爭作為認識的對象，認為戰爭是可以認識的，戰爭的勝負是可以預知的，戰爭規律是可以認識把握的。他還強調“先知”，就是要知而后戰，戰而有知。毛澤東和孫子都沒有把戰爭當成不可知的“神物”，認為戰爭現象、戰爭雙方都是客觀實在，因此是可知可識的。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把孫子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視為對戰爭規律的把握，稱之為“孫子的規律”和“科學的真理”。這就堅持了戰爭認識和戰略建構上的唯物論。戰爭是敵我雙方的暴力對抗，研究戰爭，建構戰略，必須著眼全面，熟知彼此，否則就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錯誤。

在戰爭史上，有的人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或專憑熱情，或專靠書本，或唯上是從，去指導戰爭與指揮作戰，因而難免碰壁，難免失敗。據當年在抗大參謀訓練隊學習的學員回憶，毛澤東在參訓隊講軍事辯証法時，為了通俗地解釋“知彼知己”的“孫子戰略”，給學員們列舉了戰國時期秦趙長平之戰這個典型戰例。毛澤東說：

“趙王在長平之戰中，從企圖佔據上黨郡的主觀願望出發，不重視敵我力量的對比，輕率地決定對秦國採取戰略進攻的方針。當趙軍統帥廉頗在長平之戰初期，經兩次進攻受挫后，認為進攻力量不夠，乃果斷地採取戰略防御。他敢於按照實際情況改變戰法，不愧為杰出的軍事家。而趙王急於打敗秦軍，又中了秦國的反間計，撤換堅持戰略防御的廉頗，任命隻知空談兵法的趙括。趙括既過低估計秦軍的力量，又過高估計趙軍的力量，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輕舉妄動地向秦軍展開了戰略決戰，結果被秦軍包圍，最后全軍覆沒，使趙國處於瀕臨滅亡的危險境地。”

毛澤東講的這個故事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知彼知己”的廉頗與“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趙括，正反比較，兩相對照，發人深省。

毛澤東重視調研是很有名的。在戰爭指導上，受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戰略思想的影響，他十分重視情報工作。情報工作是調查研究在軍事斗爭中的具體表現。

毛澤東認為，知彼知己的重要方法是調查研究。在戰爭中，要想取得勝利，要調查自己一方，還要調查敵人一方，然后才能制定正確的軍事戰略。通過調查研究達到知彼知己，這是唯物主義的認識事物、認識戰爭現象的可靠方法。在古代是這樣，在科學技術發達的今天，也應當如此。

毛澤東自己曾經談過這樣的體會。1961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3月下旬，在“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就講起當年在作戰中間調查研究找出辦法的往事：“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了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說，把你的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一軍團打正面，那時還有四軍、三軍，可以打正面、打兩路。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中，對孫子“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戰略原則非常重視，教育全黨全軍按照這個原則做事情，以期獲得革命戰爭的勝利。

毛澤東本人也正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他在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整個軍事指揮活動體現的正是這種知彼知己的理性精神，他的一整套戰略戰術以及他的軍事理論體系，無不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礎上。

我們來看毛澤東自覺運用“知彼知己”戰爭指導原則確定軍事戰略方針的具體事例：

抗戰前夕確定東征打擊蔣閻軍的戰略。1935年底，日本帝國主義把魔爪從東北伸向了華北。與此同時，國民黨中頑固派則叫嚷“攘外必先安內”，妄圖趁中央紅軍初到陝北立足未穩之際，大舉圍剿，加以消滅。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討論軍事戰略、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等問題。會議決定，成立“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由毛澤東親自率領，渡河東征，抗日討逆。1936年2月20日，東征軍突破黃河天險，取得晉西三捷，很快就打開了局面。3月23日，毛澤東在郭家掌召開了團以上干部會議，部署新的戰略行動。會議決定將東征紅軍分為左、中、右三路大軍。毛澤東隻帶領一個特務團(隻有兩個連的兵力)、一部電台和總部少量參謀警衛人員，以“中路軍”的名義轉戰於晉西一帶的呂梁山區，和敵人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戲。閻錫山部隊先后出動二十幾個團，緊緊追趕“中路軍”。在這樣近的距離與數十倍的敵人周旋，電台組的干部戰士不免為毛澤東的安危擔憂。毛澤東卻成竹在胸。

一貫主張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毛澤東，一反常態敢於用幾百人“欺負”閻軍的數萬人，是因為他利用電台熟知敵情，摸清了閻軍“戰斗力不強”“不經打”的“底”。

解放戰爭后期確定渡江戰役方略。1949年5月2日，毛澤東邀約柳亞子同游頤和園。當時，解放軍百萬大軍突破長江天險，解放了國民黨政府的首府南京。兩人放談時，柳先生說：“共產黨要勝利，這是肯定的。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正確，合乎民意，人民擁護支持，這是勝利的基礎。但是，我們沒有想到勝利會這麼快。人民解放軍很快渡江成功，並且佔領了南京，我們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麼妙計。”毛澤東笑了笑說：“打仗沒有什麼妙計，如果說有妙計的話，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正確的決策。還有，就是先生說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計。一百萬軍隊要渡江，又沒有兵艦輪船，如果沒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辦法造木船、木排劃子，在漫長的江面上，幾萬隻木船一齊出動直奔對岸，加上我們有很多大炮掩護，很快就過去了30萬軍隊。你能說這是妙計嗎?這是一般的常識。但是，像這樣一個普通的常識，蔣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長江天險，是美帝國主義的援助……”

說有人民的“大力支持”，這是知己﹔說蔣介石隻知道靠長江“天險”、靠美帝“援助”，這是知彼。毛澤東戰略決策的妙計，一言以蔽之，正在這“知彼知己”上。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冷靜的理性態度在戰爭中的重要表現，是戰爭科學的真理，是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並戰勝敵人的法寶。毛澤東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光輝的軍事遺產，建構了克敵制勝的非凡戰略，這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刊授黨校》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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