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社會思潮的變遷

社會思潮是特定社會在特定時期內形成的有廣泛影響力的思想潮流，根源於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的變化，反映一定人群的利益和要求，並對國家的內外政策和社會的未來走向產生深刻影響。當然,由於社會是由不同階級、階層或集團構成的，各自利益未必相同，再加上人們的思想、信念、追求也會有種種差別，這就為一個社會形成一種以上的思潮提供了可能。但即便是這樣，各種思潮也並不總是勢均力敵、平行發展的，而往往會形成某種思潮居於主導地位，其他思潮居於非主導地位的局面。

綜觀戰后以來的日本歷史，可以說在日本主要形成了三種有影響的社會思潮：一種是和平民主主義思潮，有著明顯的左翼進步色彩﹔一種是保守主義思潮，具有中間偏右的性質﹔另一種是民族主義思潮，屬於右翼性質的思潮。這左中右三種思潮從戰后至今存在於每個階段，並隨著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而發生著力量消長，但如果以主導社會思潮為基准來衡量的話，可以說戰后日本社會思潮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從1945年到1960年為第一個階段，是和平民主主義思潮的高漲與左右兩極思潮對立的階段﹔從1960年到1989年為第二個階段，是保守主義思潮佔主導地位的階段﹔從1989年到現在為第三個階段，是民族主義思潮抬頭與蔓延的階段。

一、和平民主主義思潮的高漲與左右兩極思潮的對立

戰后初期至1960年代，為戰后日本社會思潮發展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的初期，政治上是美軍佔領下推行“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時期，思想上則是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形成的時期。但從1950到1960年的這一期間，則是日本在美蘇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中，將自身置於日美安保體制下，經濟上恢復自立和實現高速增長、政治上出現反戰后民主改革路線、思想上形成嚴重的左右兩極分化與對立的時期。

日本戰敗投降后，美國出於消滅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以使日本不再成為侵略戰爭的策源地和不再形成對美國威脅的目的，在該國軍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領域推行了一系列“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為新思想的涌入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條件。剛剛接受戰敗投降的大多數日本國民，在感情上是復雜的，在思想上是混亂和迷惑的。但是，他們不久就通過對各自戰時體驗的反省，開始摸索生存於新時代的原理和方向。另外，從法西斯主義天皇制國家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一起開始了積極的言論活動，想由發動民眾形成新的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從底層支持民主化的主體。

就在這種來自外部和內部的、來自上面和下面的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下，在戰后初期的日本形成了一股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在這種思想潮流中，既包含著對戰前日本走上戰爭道路的反省，有著否定過去日本的決心﹔也包含著對歐美國家的仰慕，有著以歐美為榜樣建設現代新日本的理想。可以說，正是這種有著復雜的歷史感情背景，又閃耀著理想主義光芒的思潮，從根本上規定著戰后初期日本的方向，支持著各種民主化改革的政策。1946年10月誕生的戰后新憲法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即主權在民和放棄戰爭與軍備，而這兩個特點便是與戰后初期日本社會思潮的兩個特征，即民主主義和和平主義相對應的。

戰后初期的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其基本思想主張是反省侵略戰爭、批判日本的封建落后性、反對日美安保體制、反對日本的再軍備、擁護戰后和平憲法，而其主要思想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和近代主義。隨著美軍佔領政策的變化和國際冷戰結構的成立，和平民主主義勢力同民族主義勢力展開了激烈斗爭，並逐漸擴大在日本民眾和青年中的影響，在運動形式上則表現為反對片面媾和、反對美軍基地、反對修改憲法等斗爭，到1960年的反對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斗爭，終於達到了頂點。

1948年，隨著世界形勢向東西冷戰的發展，美國轉變了對日佔領政策。之后，為了將日本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使日本成為東亞的“反共防波堤”，美國開始推進對日媾和談判。在日本，圍繞片面媾和還是全面媾和問題展開了大討論。1949年12月，社會黨提出了全面媾和、中立、反對基地的“和平三原則”（后追加了反對再軍備），與工會、文化團體、青年婦女團體結成了超黨派的“期待實現和平獨立國民同盟”。1950年1月，以安倍能成、中野好夫等為中心，結成了學者、文化人的“和平問題談話會”，呼吁全面媾和、經濟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對軍事基地。日本國民的大多數，也要求與所有交戰國實現媾和。進入1951年，全面媾和派進一步展開了運動，共產黨、勞農黨等結成了“全面媾和愛國運動協議會”，社會黨、勞農黨、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宗教團體等組成了“日本推進和平國民會議”，進行街頭演說、集會和宣傳等。這場關於媾和與和平的大討論震動了日本社會，形成了一次有力的和平民主主義教育運動。

但是，全面媾和運動並沒有達到目的。1952年，《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生效。其后，和平民主主義思潮主要表現為轟轟烈烈的反對美軍基地的斗爭。1952年，反對美軍征用石川縣內灘村的沙丘地修建射擊場的“內灘斗爭”，拉開了日本人民反對美國軍事基地斗爭的序幕。面對美軍的征用計劃，該村村民開展了頑強斗爭。這場斗爭不僅得到了石川縣工會、在野黨等的支持，還得到了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日本教職員工會等全國組織的聲援，成為日本全國反對基地、致力於和平與獨立斗爭的開端。其后，在妙義山、淺間山、富士山麓和伊良湖濱等，也燃起了反對美國軍事基地的烽火，並進而擴大到新潟、木更津、橫田、小牧和立川等地。這標志著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已經成為推動群眾性和平運動發展的動力。

不過，隨著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日本也開始出現民族主義思潮滋生和泛起的動向。這股民族主義思潮主要以鼓吹修改憲法和反共為主要特征。自鳩山一郎、岸信介等人上台后，開始謀求修改戰后和平憲法。面對當時國內的改憲動向，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廣大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堅決反對。1953年11月，片山哲等發起組織了“維護和平憲法之會”。1954年1月，以此會為中心組成了有135個團體參加的、代表日本廣大人民意願的“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會”。它將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場的團體和人們集結在一起，成為全國性護憲斗爭的中堅力量。“擁護憲法國民聯合”提出了制造擁護憲法的國民輿論、在議會中確保阻止提出修改憲法動議的勢力和在國民投票時否決憲法修改案等活動方針，廣泛開展了護憲活動，形成了護憲高潮。由於社會黨等進步勢力和社會輿論的強烈反對，以及鑒於改憲勢力在眾參兩院均未能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改憲勢力不得不放棄了強行改憲的努力。

1960年反對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斗爭，可以說是戰后和平民主主義所達到的頂峰。針對岸信介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的活動，民主進步人士充滿了危機感。他們認為，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活動，是在美國新的亞洲戰略之下加強日美軍事同盟，這不僅會使憲法第9條成為一紙空文，還有使日本重新卷入戰爭的危險。雖然，這一斗爭最后因岸信介政權的鎮壓而失敗，但岸信介也迫於群眾斗爭的壓力而宣告下台。

由上可見戰后成長起來的日本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具有明顯的左翼和進步色彩。其在抵制日本政治保守右傾化、使日本走一條和平主義發展道路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二、從保守主義到新保守主義

從1960年左右到1989年前后的一段時期，是戰后日本社會思潮變化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從經濟上看是日本經濟被正式納入世界經濟之中，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的時期，從政治上看則是保守政治家連續執政、日本政治統治穩定的時期，從思想上看則是意識形態色彩淡化的時期。

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國際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其基本特征是古巴危機解決后，美蘇逐漸實現了核均勢，兩國關系開始趨於穩定化﹔而中蘇分歧卻日漸加劇，並升級為嚴重對立﹔在第三世界以及和平運動內部，也產生了種種矛盾和分裂，和平共處精神也顯示出了破綻。這些都對日本政治及社會思潮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1960年對日本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圍繞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問題，革新、進步勢力和保守勢力發生了激烈的沖突。由於沖突雙方都傾注了極大的能量，其結果雙方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打擊和挫傷。在革新、進步勢力方面，雖然安保斗爭給統治階級和保守勢力以很大打擊，促使其不得不轉換路線，但其后革新勢力卻陷入了激烈的內部斗爭，在整體上呈現出停滯、混亂、分裂的狀態。因此，在此后直到冷戰結束的一段時期內，日本國內雖然也存在擁護和平憲法、反對日本重新軍備的思想和各種群眾運動，但從總體上來講，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已經開始衰退。

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漸佔據社會思潮主流的是保守主義思潮。日本的政治保守主義也發源於戰后初期。當時，吉田茂作為戰敗國日本的政治代表，在美國佔領期間三次出任首相，長期佔據政權寶座。吉田茂把恢復和發展日本經濟作為頭等大事，反對在當時的條件下重整軍備。在吉田看來，在當時經濟上還沒有復興，日本正處於不得不強迫國民過艱苦生活的困難時期，“為非生產性的軍備花費巨額資金，將會嚴重地推遲日本的經濟復興”。另外，由於戰敗，重整軍備不僅沒有國民基礎，也許會刺激亞洲的鄰國。因此，吉田在50年代初進行媾和談判時，頂住美國要求日本重整軍備的壓力，以把安全防衛交給美國，在外交政策上追隨美國的形式實現了“獨立”。

在他執政時期，保守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1948年7月，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25位高級官員加入民主自由黨。吉田茂有意識地培養他們，和他們一起開學習會，灌輸保守主義思想，並對這些人委以重任。這個被稱為“吉田學校”的集團后來成為日本政界的中堅力量，對堅持和發展吉田的保守主義路線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在鳩山一郎和岸信介上台之后，曾一時出現了右翼民族主義發展的動向，但由於左翼和平主義勢力及保守主義勢力的反對，終於遭受了挫折。以后上台的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三木武夫、大平正芳等人，基本都繼承了吉田茂開創的保守主義路線。保守主義實質上是主張以部分放棄日本的獨立自主來換取國家的安全與經濟的繁榮。在此意義上，保守主義是一種繁榮第一，自立第二的思想和主張。

1960年7月，池田勇人繼岸信介之后成為總理大臣。由於懾於群眾斗爭的威力，為了避免產生將國家一分為二的狀態，池田轉而採取了“寬容”、“忍讓”的政策以緩和對立，同時將施政的重心放在經濟上，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從此進入了“經濟的季節”。1964年，日本成功舉辦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1968年，在明治維新一百周年時，日本經濟總量超過了當時的西德，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就是到70年代以后，日本也成功渡過了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恢復和保持了經濟的強勁增長。

但是，到80年代以后，在日本興起了一股新保守主義思潮，保守主義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與美國的相對衰落相比，這一時期的日本經濟卻保持了繼續增長，綜合國力也得以不斷增強。日本經濟在闖過了兩次“石油沖擊”以后，仍保持了持續發展的勢頭。1980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1萬多億美元，約佔全世界的10%。另外，其對外貿易總額也躍居世界第三位，尖端技術也成為可與美國平分秋色的對手，為世界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一切都說明，日本經濟已經具備了相當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國際競爭能力，已經成為世界三大經濟中心之一，確立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

經濟上的成功，使得明治維新以來追趕歐美的國家目標得以實現。原來的國家目標的實現，意味著必須重新制定新的國家目標，對過去的路線、方針、政策實行轉換，日本已經到了一個歷史轉折期。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之后，日本統治階級開始有意識、有目的地推動“戰后政治總決算”，以實現日本的歷史性轉折。所謂“戰后政治總決算”，實質上是對戰后以來的歷史進行反省和清算，由此確立新的日本國家的方向。這個方向實際上就是“政治大國”。

在上述背景下，新保守主義思潮應運而生。新保守主義思潮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征。第一，積極頌揚日本的民族歷史和文化，灌輸國家觀念，強化對國家的忠誠意識﹔第二，試圖觸動戰后以來的禁區，改變戰后以來重經濟輕軍事的發展路線﹔第三，借助日本經濟的實力，以國際貢獻為旗號，借助經濟援助等顯示日本的存在，增強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和發言權。不可否認，新保守主義與以前的保守主義有著內在的聯系，有著歷史繼承性，如堅持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等，但是也應該看到，其已經不同於以前的保守主義，而是要通過戰后政治總決算，修正戰后和平主義發展道路，確立日本新的國家發展方向，使日本走向“政治大國”。

雖然，由於受到當時國內外環境的種種制約，新保守主義思潮對現實政治的影響仍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不過，應該看到，這一思潮具有不少民族主義的東西，已經不同於前期的保守主義，這也為冷戰后日本社會思潮向民族主義的轉變埋下伏筆。

三、民族主義思潮的抬頭與蔓延

從1989年到現在，是戰后日本社會思潮變化的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從經濟上看是日本經濟長期蕭條的時期，從政治上看則是日本政治長期動蕩的時期，從思想上看則是國民意識總體保守化、民族主義思潮抬頭與蔓延的時期。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劇烈動蕩和變化。冷戰的結束，給日本社會以很大沖擊，使社會黨、共產黨等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國民中的支持率與影響迅速下降。可以說，冷戰時代革新政黨與保守政黨對立的圖式已經崩潰，日本政治進入了總體保守化、右傾化的時代。

與各政黨意識形態色彩的淡化相輔相成，日本國民中也出現了總體保守化、非意識形態化的現象。其最鮮明的標志，是龐大無黨派層的出現。據統計，日本選民中有固定支持政黨的比例僅為50%左右，而無黨派層則佔到了選民的一半左右。這說明，日本國民開始漸漸遠離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政治。社會黨等左翼力量急劇衰落，以及龐大無黨派層的出現，導致了和平民主主義思潮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在內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以美化日本的侵略歷史、修改憲法和改變戰后發展路線、親美排華為表征的民族主義思潮迅速膨脹起來。其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歪曲和美化日本的侵略歷史。從1996年開始，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歷史的民族主義思潮日益泛濫，把承認侵略戰爭、向亞洲各國謝罪當做軟弱外交加以批判，否定日本在近代以來發動的侵略戰爭的事實，在歷史問題上大刮翻案風的活動也在不斷升級。在政界、財界、知識文化界等各種民族主義勢力的推動下，掀起了一股否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歷史的逆流。僅以政界人物為例，1999年4月，石原慎太郎在競選東京都知事的過程中更妄稱：日本發動戰爭的結果，“從白人的殖民統治中拯救了亞洲各國”﹔ 2007年3月，安倍晉三首相也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發言，在“隨軍慰安婦”問題上否認存在“強制性”﹔2013年5月，日本維新會代理黨首、大阪市市長橋下徹公開發言表示當年戰爭中的慰安婦制度是必要的﹔等等。

另外，2001年以后，日本政府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連續幾次審定通過了篡改歷史、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的右翼歷史教科書。1996年7月9日，橋本龍太郎曾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之后，小泉首相更不顧周邊國家和國內輿論的強烈抗議，連續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2013年4月23日，由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組成的“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168名員成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以上這些，都反映了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

第二，修改憲法、海外派兵，謀求改變戰后發展路線。1997年5月，自民黨、民主黨等超黨派議員290人，以修改國會法、在眾參兩院新設討論憲法問題的常設委員會為目的，組成了“推進設置憲法調查委員會議員聯盟”。1999年7月26日，在自民黨、民主黨、公明黨、自由黨等支持下，以設置憲法調查會為前提的國會修改法案在參議院通過。2000年1月，國會憲法調查會成立並開始工作。2005年4月15日和20日，眾議院和參議院憲法調查委員會分別提交了《最終報告書》，這表明關乎日本未來發展道路的修憲運動，已經由“論憲”階段進入了實質性修憲階段。2012年12月，一直志在修改憲法的自民黨重新奪回政權，2013年7月，自民黨又取得了參議院選舉的壓倒性勝利，看來修改戰后和平憲法已經為時不遠了。

另外， 2003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等“有事相關三法案”。2004年，國會又通過了《自衛隊修改法案》、《支援美軍行動措施法案》等七項“緊急事態基本法案”。2006年12月，又通過了“防衛省法”，不僅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而且在一直限定於“防衛日本”的自衛隊任務中，第一次加入了“在海外對美軍支援”，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發生很大轉換。這些表明，戰后以來的一些禁區正在被打破，規定戰后日本政治的基石也在動搖。而這些動向與民族主義思潮的抬頭與蔓延，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

第三，加強日美同盟，依靠美國追求日本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冷戰結束后，日本曾一度想增強自身對美國政治、外交及軍事的獨立性。但隨著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確立，再加上中國的迅速崛起，日本民族主義的主流從爭取與美國平起平坐，開始轉向承認美國的單極支配和支持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以換取美國對其在亞太地區大國地位的支持。1996年日美對軍事同盟進行重新定義，1997年出台“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以日美安保“再定義”為契機，日本出現了強化日美同盟的動向。1999年日本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法”等三個“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日美同盟得到強化。

進入21世紀以來，日美同盟在各個層次不斷深化。在全球層次，日本積極參加美國主導的多邊安全合作，包括阿富汗的反恐合作、伊拉克重建合作以及參加“防擴散安全倡議”等﹔在地區層次，加緊准備在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發生戰事時的聯合行動﹔在雙邊層次，調整駐日美軍，以“確保日本的安全，加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保持應對影響日本和美國的緊急事態的能力”。近年來，日本又抓住美國重返亞洲進行“亞太再平衡”的機會，極力拉攏美國，企圖與美國“共同對付崛起中的中國”。

第四，宣揚“中國威脅論”，防范和限制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為了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得到中國的理解和支持，在歷史問題上需要得到世界特別是亞洲國家的諒解，而且大多數日本人還沒有意識到以后中國的迅速發展，對中國的崛起還缺乏相應的心理准備和戰略對應。因此，盡管受到一些右翼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強烈攻擊和阻撓，日本不僅首先解除了政治風波后對中國的制裁，還實現了天皇訪華，在非自民黨或自民黨不佔主導地位的幾屆聯合政權下，對過去侵略歷史的表態也有所改善，民族主義思潮對中日關系的不利影響還控制在一定范圍。

但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的與日俱增，與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形成鮮明對照，使一些日本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充滿了壓力和危機感，甚至增強了與中國競爭和對抗的意識。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出於阻滯中國的發展，轉移國民對生活現狀的不滿等目的，開始大肆散布“中國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中國經濟威脅論”。一些媒體也推波助瀾，煽動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中國在日本國民中的好感度不斷下降。近年來，日本的對華政策日趨強硬，企圖構筑針對中國的包圍圈，這種防范限制中國的強硬民族主義策略，勢必對中日關系產生深刻影響。

當然，冷戰結束后，主張“護憲”、“反核”、“反戰”的和平民主主義思潮也依然有著影響，共產黨、社民黨等護憲政黨以及“九條會”等護憲群眾團體也在積極地開展活動。就是在保守勢力中，也存在著反對極端民族主義，主張走“民生大國”道路的聲音。但是，和平民主主義思潮日漸凋落，保守主義思潮則為民族主義思潮所取代，民族主義思潮佔據支配地位卻是不爭的事實。日本的民族主義志在修改和平憲法，企圖改變戰后發展道路，堅持美化侵略歷史立場，煽動針對中國（以及韓國）的排外主義，必將對日本的未來和中日關系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要給以特別的關注和警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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