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19日，西北地區進入盛夏時節，像蒸籠的天氣籠罩著某部機場。試飛員王冠揚駕駛殲7型飛機執行環境測振試飛任務。
8時53分，王冠揚駕機加力起飛，迅速爬升至8000米高度，連續完成了穩定平飛、左右盤旋和平飛加速等四個科研動作。之后，他按照試飛任務書要求，關閉加力，收小油門，放下減速板。
“嘭！”突然，王冠揚聽到飛機下方傳來一聲巨響。他發現，飛機在猛烈振動的同時，儀表盤上發動機轉速表指針急劇下降。瞬間，座艙內充滿了濃烈的煤油味。來回活動了幾下油門杆，但不起任何作用。他意識到，這可能是由於加力導管或燃油系統導管爆裂導致的發動機空中停車。
殲擊機最大的危險就是空中停車，而燃油系統故障導致的空中停車，則意味著飛機沒有空中再啟動的可能。失去動力的飛機速度急劇下降，此時的飛機高度仍有7000米，具備飛行員棄機跳傘機會。如果再延誤幾秒鐘，這個僅有的生存機會就會失去。
任何一個試飛員，在不到萬不得己的情況下，都不情願做出棄機跳傘的選擇，但如果一點返回余地都沒有了時，也隻能忍痛割愛。此時的王冠揚，沒有做棄機跳傘的任何准備，心裡隻有一個念頭：飛機是寶貴的，即使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我也要把飛機飛回去。他迅速調整航向，把飛機對准機場返航，並向塔台指揮員報告情況，要求緊急迫降。
由於風向原因，當天的飛行由西向東起飛著陸。緊急迫降，由西向東也是王冠揚的最近距離。但是，如果這樣迫降，飛機勢必要通過工廠上空，如若迫降失敗，飛機墜入廠區，后果將不堪設想。王冠揚毅然放棄了向東迫降的有利條件，繞機場半圈，改為由東向西迫降。
但是，此刻的飛機已下降到了1000米，已經無法在機場迫降了。王冠楊非常鎮定，臨時選定迫降場，操縱飛機准備迫降。當他發現迫降場前后都有村庄時，一面壓坡度進行避讓，一面將飛機的外挂物投在兩個村庄間的空地上。
高度越來越低，生死懸於一線。就在飛機快要落地迫降時，王冠揚突然發現機頭前方橫著一根高壓電線，左邊的村庄還有村民在田裡勞動。怎麼辦？他下定決心：決不能讓飛機觸到高壓電線，不能讓迫降的飛機撞上群眾。他向左用力扳駕駛杆，將飛機改平，飛機滑跑171.2米后，停在一片剛剛收割完小麥的麥茬地裡。此處距跑道1500米，偏離跑道延長線400米。
塔台的救護車飛快地開了過來，戰友和正在地裡干活的群眾紛紛跑來救護他。王冠揚不顧身上多處的傷痛，急切地說“我不要緊，看看飛機怎麼樣？傷著群眾沒有？”飛機和機載科研儀器保住了，工廠、村庄和群眾沒有受到任何損失，王冠揚駕機緊急迫降成功。
王冠揚跨出飛機時，他用力按了一下領航時鐘的按鈕，時鐘停在了9時08分的位置。從起飛到迫降，隻有15分鐘時間。15分鐘對常人來說，也許無關緊要，王冠揚卻以一個軍人、一個試飛員的膽略和氣魄，用自己那雙穿著飛行員粗重皮靴的雙腳，跨過了生與死的界限。
王冠揚的英雄事跡，迅速傳到了大江南北，連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同志都知道了。次日，正在西安視察工作的王震副總理代表中央首長，親臨醫院探望身負重傷的王冠揚，贊揚他說：“你是英勇的模范的飛行員！”
其實，王冠楊能夠在危難關頭，始終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源自於他內心深處的那份堅守和擔當。1967年，在飛行部隊已有7年飛行歷史的他因飛行技術出眾，被選調到第三機械工業部所屬的630研究所任試飛員。此后十年，國家航空工業和科研試飛工作發展緩慢。在有限的科研試飛中，他總是主動請戰，積極承擔上級交給的各項科研試飛任務。
當時，有人對王冠楊說：“老王，你是個飛行員，對政治上的事要明白些，可不能因小失大”。他回答道：“我是個飛行員，我隻知道試飛員如果不積極參加科研試飛活動，那恐怕半點政治都沒有！”其實，他深深地懂得：科研試飛沒點“緊急性”，新飛機就不能早一天定型生產，部隊裝備不上我們國家自己生產的新型飛機，就難以完成捍衛祖國領空的神聖任務。
此后，王冠楊總是用最短的時間、最高的效率，完成每一項科研試飛任務。許多科研人員都說：“任務書發到老王手裡，用不著我們再給他叮囑什麼，他的心比我們還急。” 1975年到1976年的一年多的時間裡，他和戰友先后承擔了12次科研試飛任務，全部圓滿完成。
1977年8月，因為工作成績突出，始終把人民群眾安全放在第一，王冠楊被空軍黨委授予“雷鋒式的飛行員”榮譽稱號，成為“陝西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7年7月，作為試飛員中的杰出代表，王冠楊出席了“全軍英模代表大會”。
來源：空軍政治部宣傳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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