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黨建不能關起門來抓

農村基層黨建能否獲得基層群眾支持並可持續發展，關鍵取決於農村黨組織自身能否成為農村社會結構、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換句話說，如果黨組織是游離於社會需要、社會正常運轉之外的組織，那麼任誰也不可能把基層黨組織建設長久搞好。

在改革開放前，農村人民公社是黨、政權、社會管理三位一體的單位，農村黨建依靠強大的體制性力量運行，農村基層黨組織以黨的領導、政權和社會管理的多重載體和形式直接行使自上而下的管理權。但是，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管理結構都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黨組織賴以運行的體制機制、黨組織功能發揮的途徑已經在市場經濟和村民自治中受到很大限制，農村黨建工作隻有努力適應社會需要、群眾需要，才能在社會轉型中有機地嵌入社會結構之中。比如，在推動本地本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積極作為﹔在村級社會管理中公道地協調群眾關系﹔打破傳統思維，在黨組織活動中歡迎非黨員群眾列席或參加等等，在社會發展、構建新的社會秩序中形成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作用和功能的發揮既不是靠“文件”規定的，也不是用權力能夠強制出來的，而是通過基層黨組織作為得到群眾支持的核心力量來實現的。

黨組織成為社會有機運行不可缺少的要素，與黨組織能否為社會服務密不可分。黨章雖然規定了農村黨支部是領導核心，但對於市場經濟體制下要自謀生路的廣大非黨員群眾來說，黨章並沒有約束力，能否自願接受“領導核心”的領導則取決於黨組織有無凝聚力。因此，沒有服務乃至優質服務的行為，就難以獲得群眾的心理認同。在某些村落，家族勢力、宗教勢力的影響依然不小，而黨支部的影響力卻有所下降。原因固然復雜，但與黨組織的某些服務缺失甚至不作為不無關系。這裡強調三點：一是政府服務職能轉變越到位，基層黨組織的工作就越易於開展，因為有些工作如修路、通自來水本來就是政府的職責﹔二是黨組織的服務不等同於社會組織的服務，有的社會組織的服務專業性很強，不是所有農村基層干部都能夠做的，因此，培育農村社會組織，倡導城市公益型組織拓展其服務區域，帶動農村社會組織的發展也是社會所需的﹔三是有些服務如農忙時組織換工、村民有急事難事，黨組織做協調組織的工作，並不需要太多資源，關鍵在於如何讓農村基層黨組織積極作為起來。

所謂農村黨建工作社會化，主要指活動方式易於為基層社會心理所接受。比如，以公益的形式開展活動﹔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思想工作。再如，抓住村民關心的熱點問題開展活動。現在村民關心的熱點問題，依據地理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距離城市近的可能更多的是關心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帶來的收益與沖突，幾個村庄合並為新型農村社區的也許更關心原有集體財產的歸屬、分割問題，而地理偏僻、經濟發展滯后的地方則更關心如何致富等問題，這就需要因地、因時制宜，以創新精神來解決。世上沒有單一的黨建工作模式，適合本地社會需要的，就是最合適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