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4日，以色列發動了代號為“雲支柱”的軍事行動（Pillar of Cloud，西方媒體稱其為防御支柱 Pillar of Defense）[1]， 對加沙地帶實施軍事打擊。以色列動用飛機大炮狂轟加沙地帶，並調動了數萬軍隊准備地面戰爭，而哈馬斯也加大了對以色列的火箭彈攻擊力度[2]， 雙方人員傷亡持續上升。這是繼2008年底以色列對加沙採取代號為“鑄鉛行動”（Cast Lead）攻擊后，採取的又一次軍事打擊。在戰爭最血腥的一天中，以色列幾乎每10多分鐘就對加沙進行一次空襲。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報道，截至11月21日，以軍空襲已造成14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100人受傷，傷者多數為婦女、兒童和老人。加沙武裝人員則向以色列境內發射數百枚火箭彈，造成5名以色列人死亡。[3]加沙戰事使中東局勢更加緊張，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多國政要也紛紛前往中東調停。目前巴以雙方雖已達成停火協議，但引發戰亂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隨時可能爆發新的沖突。
如此慘烈的戰事當然不能僅據表象就事論事，而以色列政黨政治和政治文化應該是進行深度分析的切入點之一。
黨派林立的以色列政壇
以色列政黨繁多，連以色列人也自嘲稱，有100個以色列人，就有100個政黨。這一點充分反映出以色列這個移民國家的特性。1948年以色列國家的建立，既為民主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為形形色色的政黨活動提供了活動舞台。目前以色列有影響的政黨或政治組織約有50—60個。總體上看，以色列政黨可分為五大類：以利庫德集團為代表的右翼政黨，以社會民主黨派工黨為代表的左翼政黨，介於左翼和右翼政黨之間的中間派政黨，宗教政黨以及阿拉伯政黨。
以色列工黨和梅雷茲黨是左翼政黨的中堅力量。工黨的前身是馬帕伊（Mapai巴勒斯坦工人黨，1930年由勞工聯盟和青年工人黨合並而成），建國后發展成為社會民主黨派，在以色列屬於溫和、開明的政治勢力。馬帕伊、工黨聯盟、以色列工黨、拉菲黨、梅雷茲黨、公民權利與和平運動及統一工人黨，經過不斷分化組合，形成了現在的以色列工黨和梅雷茲黨。建國初期，以色列工黨憑借其猶太復國主義先驅的感召力在以色列政壇主導執政29年。然而，由於內部的分裂和腐化，其影響力已江河日下。自1977年大選失利后，以色列工黨就難以彰顯昔日輝煌，20世紀90年代雖曾組閣執政，但弱勢政府受到各種勢力的掣肘，2000年以后就再也沒有打過翻身仗。
利庫德代表著持強硬立場的右翼陣營。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代表著中產階級利益的利庫德集團異軍突起，逐漸成為以色列政壇的主導力量。在1977年第九屆議會選舉中，利庫德集團以超過工黨聯盟11個席位的優勢首次成為執政黨團，建立了以梅納赫姆•貝京為首的政府。1981年大選利庫德獲勝后再次執政，1984年和1988年兩次同工黨聯合執政，1996年內塔尼亞胡險勝佩雷斯，2001年以來利庫德集團在以色列政壇的影響如日中天。2005年由於利庫德中的強硬派極力反對沙龍的單邊撤離計劃，沙龍離開利庫德，另組前進黨。沙龍的離去削弱了利庫德的勢力，但也使利庫德再次成為持強硬立場的右翼陣營的代表。
以“前進黨”為首的中間力量。中間派政黨作為新興政黨始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如：民主變革運動、第三道路黨和變革黨等。起初這些政黨影響不大，一些小黨甚至很快就消失了。然而，隨著巴以局勢的不斷發展變化和政黨的不斷分化組合，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其勢力逐年增強，一些對以色列工黨和利庫德集團不滿的成員分化出來組成變革黨。2005年11月，沙龍宣布退出右翼的利庫德，另組“前進黨”，自稱中間派政黨，壯大了中間派政黨力量。在2006年的議會選舉中“前進黨”險勝並組建了聯合政府。在2009年的議會選舉中“前進黨”雖再次以微弱優勢勝出，卻未能成功組閣，隻得讓位於利庫德集團。
宗教政黨不可小視。盡管世俗主義政黨在以色列政壇起主導作用，但宗教政黨卻時常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宗教政黨在以色列建國前主要分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精神中心黨和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正教黨。1956年精神中心黨和精神中心工人黨合並為全國宗教黨，后更名為“猶太家園黨”。1981年該黨內部東方猶太人分離出去另組“泰米黨”和“莫拉沙黨”。1984年，以色列正教黨內塞法拉迪黨員分離出去，成立塞法拉迪聖經保衛者聯盟即“沙斯黨”。1992年，聖經旗幟黨與以色列正教黨和以色列正教工人黨合並組成“聖經猶太教聯盟”。經過多次分化組合，目前宗教黨派中沙斯黨、猶太家園黨和聖經猶太教聯盟等影響最大，成三足鼎立之勢。宗教政黨大多被看作是右翼政黨，有時聖經猶太教聯盟甚至被視為極右的政黨。
少數阿拉伯裔政黨。這些政黨都是在20世紀80—90年代先后成立的，主要有阿拉伯復興運動、阿拉伯聯合名單黨、民族民主聯盟（即巴拉德黨）、阿拉伯民主黨、民族團結—民族進步聯盟等，代表著佔以色列人口總數20%、約150多萬阿拉伯人的利益，強調保護以色列阿拉伯人權益，取消對阿拉伯人歧視政策，主張加強阿拉伯地區建設，廢除所有定居點，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個民族在兩個國家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共存。阿拉伯政黨在以色列政治中的影響力有限，雖多次參加大選但所獲席位不多，遠不足以左右以色列政治。
從政治傾向來看，以色列政黨體系也可分為左、中、右三大陣營，其勢力和影響此消彼長，處在動態的平衡之中。以色列工黨主導執政時期（1948—1977年），如同一個左邊大、中間細、右邊小的葫蘆﹔以色列工黨和利庫德輪流或聯合執政時期（1984—2001年），此時左右兩大陣營勢均力敵，如啞鈴狀﹔2001—2005年利庫德執政時期，右翼勢力空前高漲，又變成右邊大、中間細、左邊小的葫蘆。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以色列民眾的政治傾向逐漸朝著中左、中右方向發展，2005年沙龍離開利庫德另立新黨“前進黨”之后，一度削弱了右翼勢力陣營，壯大了中間黨派陣營，形成以色列社會中幾乎勢均力敵的左、中、右三大政治陣營。但之后再次形成右翼強硬勢力抬升的態勢並延續至今。
以色列政黨政治的影響
以色列各政黨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為維護其利益，在政策的制定上必然產生分歧，影響著以色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一、工黨和利庫德對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影響
從以色列建國到1977年，以色列工黨連續執政29年，之后又與利庫德集團聯合或輪流執政，對以色列政治制度建設、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建國初始，針對宗教政黨建立基於教法的神權國家的主張，工黨提出建立一個世俗的民主國家並實行“國家主義原則”﹔統一軍隊並使其中立化，統一教育體制，還推行文官中立化等制度化建設﹔在推動以色列向現代民族國家邁進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工黨在經濟建設上也同樣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建國初期，由於對阿戰爭、移民潮帶來的雙重負擔，使以色列經濟負荷達到了極限。工黨制定了經濟緊縮政策，實行全面物價控制和限額配給制度，政府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工黨連續執政的29年是以色列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
1977年利庫德集團執政后，不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經濟領域都對以色列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政治角度上看，利庫德集團執政結束以工黨為主導的執政模式，東方猶太人開始登上政治舞台，並顯示其不可小視的力量。從經濟方面看，利庫德集團屬於中產階級陣營政黨，主張自由經濟。因此貝京上台伊始就積極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給以色列帶來了一場經濟變革。雖然在改革之初造成了經濟混亂，但經過多年的調整和私有化進程的加快，以色列經濟更具競爭力了，在進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二、宗教政黨對以色列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制約
盡管以色列在建國之初便制定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但現實生活中猶太教的影響可謂無處不在，即使在世俗教育中也滲透著猶太教傳統文化。宗教法庭控制著以色列猶太人的身份認定、婚喪嫁娶，以及議會通過的關於禁止婦女墮胎、限制尸體解剖、禁止安息日工作等一系列法律，凡此種種無不彰顯著宗教政黨的影響力。所以，以色列歷屆政府（工黨執政、利庫德集團執政或兩大黨派集團聯合執政）一般都吸納宗教政黨參與組閣。也正因如此，諸如拉賓、巴拉克、沙龍、內塔尼亞胡等強勢領導人也在重大問題決策中，經常受到宗教政黨的掣肘。
三、政黨政治對阿以沖突的影響
左翼政黨積極推進中東和平進程。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色列完全解決了生存問題並步入了富足型社會，希望與阿拉伯鄰國和平相處的呼聲逐漸增長。左翼激進派政黨認為，以色列應實現從排外主義到多元化，從猶太主導地位到與阿拉伯民族平等合作，爭取化解與阿拉伯國家的敵對狀態，與該地區融為一體﹔以色列國家的責任將從最初的保護和提高猶太公民的利益轉向建立一個多元的民族國家﹔從以色列所處的地區孤立向地區一體化轉換。[4]這一思潮推動了中東和平進程的發展。1992年，工黨領袖拉賓執政后接受“以土地換和平”原則，採取了一系列有助於和平進程的內外政策：凍結在被佔領土上修建新的定居點﹔承認戈蘭高地的主權屬於敘利亞﹔解除與巴解組織接觸的禁令，允許巴以高層人員往來等。1993年9月13日，巴以簽署了《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1994年，與阿拉法特簽署了《開羅協議》。1994年，以色列還和約旦簽署了《華盛頓宣言》，並建立外交關系﹔與摩洛哥和突尼斯達成設立辦事處的協議等。這些外交突破推動了中東和平進程。
然而，以色列右翼民族主義政黨卻極力阻撓中東和平進程。利庫德集團在執政期間，頑固堅持民族擴張主義。1982年6月，貝京政府發動了黎巴嫩戰爭。沙米爾執政后拋出所謂的“大以色列計劃”，大肆修建新的定居點，加強對戈蘭高地的控制與移民建設，鼓勵猶太人移居以色列等。他們甚至制造了易卜拉欣清真寺槍殺事件和暗殺總理拉賓的行動，以阻礙和平進程的發展勢頭。2000年9月，沙龍強行闖入阿克薩清真寺，引發了巴以大規模流血沖突。沙龍執政期間多次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採取軍事行動，鎮壓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強行修建“隔離牆”，幾度圍困阿拉法特官邸，採取定點清除政策，消滅巴勒斯坦武裝力量領導人和骨干，血洗杰寧難民營等。2004年6月，沙龍迫於國際壓力，提出“單邊撤離計劃”，遭到極右翼勢力的譴責，猶太極端勢力甚至計劃採取恐怖行動破壞和平進程。出於猶太教根深蒂固的“應許之地”理念，大多數宗教政黨在被佔領土問題上持強硬立場，有的還主張兼並被佔領土，支持猶太人在所有被佔領土上定居。宗教政黨還對“大以色列計劃”推波助瀾。
無論是四年前的“鑄鉛行動”，還是前不久發動的“雲支柱”軍事打擊都是以色列右翼勢力的黷武主義行為。
以色列大選和面臨的挑戰
一、對以色列大選的預測分析
“有多少主義就有多少政黨”，這在以色列表現得尤為淋漓盡致。由於政出多門、黨派林立，以色列社會內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往往爭持不下，在各主要黨派堅持己見、互不妥協的情況下，就形成了議而不決的狀況。例如，以色列建國已有60多年，但一直沒有一部成文的憲法，而是由一系列被稱為“基本法”的主要法律文件構成的“憲法體系”，支撐著現代以色列的法治社會。隻有700萬人的以色列卻有約60個政黨，構成了不同的利益陣營，並且仍在不斷分化組合。以色列大選實行“單一比例代表制”，選民在選舉中並非選某一個人，而是選某個黨的整個候選人名單。因此，在以色列特殊的政治環境中，既有左翼、中間、右翼等派別的基本分野，也有不斷變化的中左、中右派別構成的搖擺勢力﹔大黨人多勢眾、咄咄逼人、無人敢惹，小黨卻也能左右逢源，甚至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可小視。凡此種種加劇了以色列政黨政治的復雜性。
2013年1月，以色列即將舉行大選。內塔尼亞胡政府在此時發動對加沙的大規模軍事打擊，一方面是對哈馬斯武裝反抗進行鎮壓，並有阻撓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非成員國觀察員的用心﹔另一方面，以色列大選臨近，通過發動軍事打擊展示自身實力、提升民眾的安全感，也是內塔尼亞胡政府通過“展示業績”拉攏選民的一種手段。在最近的軍事沖突中，巴勒斯坦方面損失慘重，加沙滿目瘡痍、廢墟迭連，幾乎成為一座廢城。與此同時，以色列腹地也有多處遭到哈馬斯的火箭襲擊，雖然沒有造成太多的傷亡，但卻加重了民眾的恐懼心理。在最近達成停火協議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新聞發布會上放出狠話，如果在埃及斡旋下達成的加沙停火協議不起作用，以色列不排除發動“更嚴厲軍事行動”的可能[5]， 以此來撫慰民心。
在這種背景下，安全成為以色列民眾首先關注的問題，國民意識也集體右轉。以色列政黨雖多，但近年左翼勢力和中間勢力不振，而右翼勢力則強勢不衰。因此右翼強硬勢力可能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勝出，繼續在以色列執政。如果這樣，那麼巴以之間實現和平的路可能會更長，暴力沖突也在所難免。
二、以色列面臨的嚴峻挑戰
盡管以色列早已步入發達國家行列、成為富足型社會，但仍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嚴峻挑戰，在同鄰國關系方面更為甚之。無論哪個黨派執政以色列，這些嚴峻挑戰都無法回避，必須認真應對。
和平共存與民族沙文主義的博弈。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色列相繼出現了一些和平組織和政黨，諸如“現在就要和平運動”“爭取和平進步黨”（又稱謝利黨，謝利在希伯萊語中意為和平）。這些組織主張阿、猶兩民族完全平等﹔放棄對西岸、加沙和戈蘭高地的權利，並從上述地區撤出，巴勒斯坦人有權在巴勒斯坦建立獨立國家﹔認為建立定居點、購買阿拉伯人的土地等行為將妨礙和平進程。盡管兩個民族和平共存是解決巴以沖突的唯一可行辦法，但少數政治精英謀求政治解決沖突、和平共存的思想理念尚未成為廣大民眾的政治意願，在以色列仍是少數人的奢談，和平組織在議會中的席位也寥寥無幾。
長期的阿以沖突造成的戰亂和由來已久敏感的生存危機意識，以及以色列自身國力的增強等因素，使民眾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意識迅速膨脹。而現實中尚未解決的安全問題（時而發生的爆炸、沖突等）、長期沖突造成的積怨、定居點問題、水資源問題、耶路撒冷問題等都關乎切身利益，因而不斷引發新的矛盾和沖突。因此，民眾普遍支持政府在解決阿以沖突特別是巴以沖突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中東地區持續近兩年的政治動蕩並未揭開中東國家民主革命的新篇章。持續動蕩的結果是，相對穩定的海灣君主國的影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時也導致伊斯蘭力量在許多國家再次崛起，如阿富汗、伊拉克、土耳其、到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國出現了伊斯蘭力量的強勢崛起。20世紀70年代末，伊朗建立神權政治體制時曾是非常孤立的，而如今伊斯蘭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勢頭沖擊著世俗主義政權。伊斯蘭力量的崛起對以色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例如，早在30多年前埃及同以色列就簽訂了和平協議，實現了關系正常化。但埃及發生政治動蕩之后，2011年9月，民眾就沖擊了駐開羅以色列大使館。近期以色列發動對加沙襲擊時不僅遭到阿拉伯國家的普遍譴責，阿盟秘書長還率多國外長訪問加沙以示聲援。伊斯蘭極端主義更是極力反對同以色列和解，主張發起新的聖戰打垮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收復神聖的耶路撒冷。
伊朗核問題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困擾著以色列朝野。伊朗核問題，是以色列各個黨派都必須要面臨的長期的難題。保持軍事優勢和對敵制勝先機，是以色列永遠不變的生存法則。以色列認為，伊朗一旦擁有核武器就是對以色列的死亡威脅，所以絕不允許死亡威脅的存在。目前以色列已經完成了對伊軍事打擊的准備，早在幾年前以軍就進行了多次模擬軍事打擊訓練﹔同時在國內完成了民眾動員，進行了多種民防演練﹔在國際上獲取了盟友的戰略支持，包括與西方國家保持著密切的磋商，甚至還想聯手美國打擊伊朗﹔並且利用媒體營造有利於自身的輿論氛圍。2012年9月底，內塔尼亞胡在聯大發表演講時聲稱，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對世界造成的威脅，將會更甚於“一個被核武器武裝起來的基地組織”[6]， 要求美國和聯合國對伊朗設置“紅線”。內塔尼亞胡發出了明確的信息，如果美國還不採取行動，以色列就將採取行動。美國軍方和情報機構認為，“以色列不足以完全摧毀伊朗的核計劃，但會將美國拖入其中並在中東引發新的戰爭”。[7]從而使原本就持續動蕩的中東局勢，又增加了更濃的火藥味和更多的變數。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1] 所謂“雲支柱”是希伯來語的稱謂，源自於聖經《舊約》中出埃及一章中，上帝利用柱狀的雲構成的屏障保護猶太人阻擋法老軍隊的傳說。
[2] See “Wall Street Journal”website, http://cn.wsj.com/gb/20121116/bas124026.asp?source=whatnews2
[3] See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1-22/4347963.shtml
[4] Kerbert C. Kelman. “Israel in Transition from Zionism to Post-zionism”. ANNALS, AAPSS, 555. 1998(1) : 49-50.
[5] See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1-22/4348025.shtml
[6] 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012年9月27日在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發表的講話,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9-28/4218401.shtml
[7] See Netanyahu: Iran could have bomb by next summer if it does not face a ‘red line’ from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netanyahu-takes-iran-red-line-argument-to-un/2012/09/27/e7184228-08c7-11e2-858a-5311df86ab04_story.html?wpisrc=nl_headlines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