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格局朝著多極化方向持續發展。進入新世紀，特別是自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以來，這一趨勢愈發呈現出不斷“加速”的特點：一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國出於對冷戰終結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誤讀導致近乎全方位的戰略失誤，極大消耗了自身力量，並因此陷入諸多內、外困境之中﹔另一方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批新興市場經濟大國和“中等強國”通過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實現了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持續、強勁、和平崛起。這一對相反態勢的演進，使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力量對比出現自工業革命以來首次由西方向非西方轉移的歷史性趨向，並大大增多了國際政治博弈參與者的數量。其結果是，后冷戰時代的國際政治格局面臨深刻變動﹔同時，地緣政治不可避免地日趨復雜、國際和地區形勢加劇動蕩。紛繁多變的當今世界情勢深刻影響了2012年國際政治的走向，使其呈現出錯綜復雜、動蕩不定等特點。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六個最為突出的國際熱點之中：第一，世界主要大國經歷政治領導人選舉﹔第二，中東局勢發生新的不確定變化﹔第三，亞太地區形勢更為復雜﹔第四，歐洲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第五，俄羅斯未來發展面臨新變數﹔第六，非洲部分國家和地區局勢不穩。本文試圖對上述熱點現象進行簡要分析，並探討其背后蘊含的深刻含義及其對未來國際政治的影響。
2012年國際政治的主要熱點問題
首先，回顧2012年國際政治的主要熱點問題，大多數人最先想到的無疑是“選舉”。的確，2012年被國際社會稱為“超級選舉年”，全世界有多達58個國家的領導人已經或即將進行換屆選舉。“選舉”所受關注度如此之高，除了因為涉及選舉的國家數量眾多外，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涵蓋了大多數當今世界上的主要大國，包括中國、美國、俄羅斯、法國四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相當數量的地區熱點國家，如韓國、埃及、也門等。如此多具有重要國際和地區影響力的國家紛紛進行政治領導人換屆選舉，不僅意味著它們會對過往的內外政策進行重新審視與反思，更意味著這些國家未來的內外政策可能會出現多方面調整和變化，從而加劇今后國際和地區局勢的不確定性。
其次，中東地區亂局在2012年出現的新變化同樣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2011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被普遍認為是20世紀后期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延續，西方借此對中東地區民主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2012年以來，西方對於“阿拉伯之春”的興奮逐漸被焦慮取代。一方面，中東地區並未出現西方所期待的民主，相反，伊斯蘭主義的復興將使西方面臨更大“文明的沖突”之危險。繼2012年6月獲得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穆爾西贏得埃及總統大選之后，利比亞43年來進行的首次政治選舉雖然使溫和派“全國力量聯盟”佔據了議會多數席位，但其並未贏得絕對優勢，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主義黨派依然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敘利亞、伊朗局勢依舊處於膠著狀態。美國採取了先解決敘利亞問題再解決伊朗問題的戰略，但敘利亞問題最終能否真正解決，取決於兩大因素：西方的財政狀況和敘利亞國內反對派能否形成合力。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兩個條件均未滿足。所有這些狀況都意味著中東局勢依舊遠未明朗。
第三，美國“回歸亞太”戰略的具體落實致使2012年以來亞太地區形勢持續復雜。自2010年美國高調提出“回歸亞太”戰略之后，中國面臨的周邊環境開始變得日益復雜。這種復雜性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周邊海上鄰國圍繞東海、南海的海洋領土主權及島嶼主權不斷挑起與中國的爭端﹔其次，印度和日本等地區大國同中國的對抗性傾向明顯增強﹔再次，緬甸等中國的傳統戰略伙伴國對中國的離心傾向日漸顯露。毫無疑問，上述每個方面新變化的背后都有美國因素在起作用。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升溫的中菲黃岩島爭端，到近來由日本“釣魚島國有化”所引發的持續緊張的中日關系，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不僅關乎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更由於中美兩個大國博弈其中而涉及全球層面的利益。因此，中美雙方加強溝通、減少戰略互疑、擴大共同利益是解決當前亞太地區所有既存問題的關鍵所在。
第四，歐洲的債務危機繼續發酵，並拖累歐元區經濟持續低迷。自2011年希臘首先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后，除德國外的歐元區主要國家紛紛陷入債務危機，導致2011年第四季度整個世界經濟重新步入“寒冬”。2012年以來，歐元區經濟由於多重原因，表現乏善可陳：首先，全球經濟不景氣（包括美國經濟增長乏力、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回落）致使歐洲面臨的外部環境不利﹔其次，歐元區內部實施的緊縮計劃短期內對其經濟增長弊大於利﹔最后，歐洲銀行業的“去杠杆化”過程仍在進行，同樣對經濟復蘇造成負面影響。11月15日歐盟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歐元區第三季度GDP較前一季度下降0.1%，出現了連續兩個季度經濟下滑的狀況，這意味著歐元區經濟陷入了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的第二次衰退。歐元區經濟的持續低迷一方面為歐洲一體化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另一方面也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經濟支柱德國發揮其全面影響力的一次契機。歐洲人可能會再度面臨歷史上反復出現的“歐洲德國化”問題。
第五，俄羅斯大選在西方質疑中落幕，普京未來的執政過程將面臨諸多困難。2012年3月5日，普京以絕對優勢贏得俄羅斯總統選舉。俄羅斯作為政治軍事大國的地位以及普京的個人特質使得這一事件本身即具有重要的國際政治意義。然而，這次大選過程中更為引人注目的是由於美國對俄羅斯大選問題指手畫腳所引發的俄美矛盾。自2011年底俄羅斯出現杜馬選舉風波以后，美國利用俄羅斯國內出現的“反普”情緒，對其選舉過程中的舞弊行為進行質疑和抨擊，進而引發希拉裡和普京兩方的“口水戰”，美俄關系由此受到沖擊。在2012年5月於美國舉行的戴維營八國集團（G8）領導人峰會和9月於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中，普京和奧巴馬均缺席在對方國家舉辦的會議，凸顯出美俄關系所遭遇的難題。在對外面臨與西方關系的困境、對內面臨政治影響力下降，以及經濟結構亟待轉型的情況下，普京將會把俄羅斯引向何方是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問題。
第六，非洲部分國家出現軍事政變，並導致“基地”組織更趨活躍，引發地區局勢動蕩。2012年3月21日，西非國家馬裡出現了20余年來的首次軍事政變。此次政變發生的背景是馬裡國內北部地區武裝與政府長期沖突引發國內混亂，進而爆發多次民眾示威游行，抗議政府鎮壓叛亂不力。部分對現政權不滿的軍人趁機發動政變，成立“重建民主與國家全國委員會”，從民選政府手中奪取政權。政變發生后，聯合國安理會、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紛紛向軍人政權施壓，要求恢復憲政。對西方國家來說，馬裡是阻止“基地”組織北非分支——伊斯蘭馬格裡布“基地”組織向撒哈拉以南地區擴張的重要壁壘，因而維持馬裡的國內穩定是美法等西方國家的重要利益。然而，在政變后國內極不穩定的情況下，“基地”組織“伊斯蘭教支持者組織”趁機加強了自己的實力並控制了馬裡北部。因此，該地區未來的安全形勢令人擔憂。
2012年國際政治熱點現象反映的深層次問題
2012年國際政治呈現出的錯綜復雜、動蕩不定等特點，一方面反映出國際政治發展所具有的內在延續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前國際政治中出現的深層次新問題、新趨勢。就內在延續性而言，正如筆者在文章開頭提到的，2012年國際政治的大背景依舊是后冷戰時代，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格局深刻變動與調整的持續、縱深演進﹔而就當前國際政治出現的深層次新問題、新趨勢而言，以下四個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全球政治覺醒”所帶來的巨大挑戰開始進一步顯現﹔第二，世界主要大國紛紛開始以解決當前國內緊迫問題為壓倒一切的政策導向﹔第三，一批“中等強國”的國際影響力持續增大﹔第四，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上升、供給則明顯下降。
首先，2012年國際政治亂象背后的一大動因即美國著名戰略家、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指出的“全球政治的覺醒”。布熱津斯基在2008年下半年與斯考克羅夫特的對話中強調，當今世界已經步入所謂“后帝國時代”，整個世界都在政治上動員起來。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美國和西方不可能追求一種成功的帝國政策，因為那些被激怒的、有時是被宗教狂熱驅使的人群會團結起來進行堅決反抗。他指出，這正是以色列和美國在黎巴嫩及伊拉克經歷痛苦后發現的真理。正如上文所述，2012年以來西亞、北非等地區的許多國家在“阿拉伯之春”的余波后經歷了國內政局的持續動蕩，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再一次反映出在“大眾政治”時代（即大眾傳播技術革命與文化知識的普及，尤其是聚集程度越來越高的城市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個人的政治覺醒轉變成大眾現象），西方不切實際推廣民主將會帶來十分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后果。當前，“全球政治的覺醒”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波及整個阿拉伯世界，還擴散至俄羅斯、歐洲甚至美國。因此，如何處理民眾日益強烈的政治、經濟、社會訴求，妥善解決復雜的社會矛盾，是世界各國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間裡不得不面對的一大嚴峻挑戰。
其次，當前世界主要大國紛紛開始以解決國內問題為政策的“優先選項”。布熱津斯基在其新作《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中指出，“美國夢”正在消逝，美國的國際實力將越來越多地取決於它解決國內問題的能力。因此，他呼吁美國應“走出自我蒙蔽”，正視國內目前嚴峻的現實挑戰，特別是“滾雪球般的國家債務”“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物質主義至上的鋪張文化”“為貪婪投機大開方便之門的金融制度”以及“兩極分化的政治制度”。除美國之外，俄羅斯、歐盟各國和日本等也都開始意識到各自國內問題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各主要國家的“內向化”趨勢不僅構成了當前國際政治的新圖景，也成為世界上部分地區局勢加劇動蕩的一大客觀推動因素。
再次，一批“中等強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作用持續增大，使得國際博弈更為復雜。“中等強國”一般是指實力介於大國和小國之間，綜合國力較強，具備相當的物質基礎或至少是某一領域裡的大國，具有適度的國際權威和相對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為國際社會所認可並能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和地區影響力的國家。國際上還沒有對“中等強國”的精確定義，不過從現實來看，這類國家包括巴西、印度、南非等金磚國家，以及伊朗、土耳其、越南、沙特阿拉伯、韓國、埃及、墨西哥等國家。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作用和地位的升騰在西方相對衰落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格外耀眼，因而它們在經濟上成為傳統大國積極拉攏的對象，在政治上也成為大國博弈爭奪的對象。可以說，在未來的國際較量中，中、美、俄、日、歐五大傳統力量中心誰獲得較多“中等強國”的支持，誰就會佔據有利地位。總之，“中等強國”的群體性崛起打破了國際關系舊有的五大力量中心格局，它們與現行國際俱樂部的關系好壞決定著未來世界穩定與否。
最后，全球治理需求日益上升、供給明顯下降對當前國際政治造成了較為消極的影響。全球治理需求的日益上升體現在，處於全球化和各國相互依賴時代中的各種全球性問題凸顯，並且它們的解決與否關乎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特別是諸如全球氣候變化以及糧食安全等突出議題更是如此。然而，全球治理的供給方，即世界各主要大國由於國內問題叢生而既無意願亦無能力顧及這些問題。例如，在剛剛結束的美國大選中，即便面對“桑迪”颶風侵擾所帶來的巨大損失，民主共和兩黨的候選人也均未曾討論全球治理的問題。此外，大國關系復雜化也為各國合作應對全球問題帶來障礙，從而導致全球治理供給的下降。簡而言之，這種障礙的主要表現即新興大國日益增長的自信與現存國際秩序主導大國日益增加的不自信之間產生的矛盾與戰略互疑。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治理在未來一段時期內的推進將面臨重重困難。
結 論
筆者認為，圍繞2012年國際政治的主要特點及影響，可以得出關於今后國際政治和中國外交發展的幾點結論。首先，當前的世界處於明顯的變化之中，充滿著各類不確定性，這意味著今后的中國將面臨更為復雜的外部環境。其次，各大國面臨的各類國內困局強烈地昭示著世界正處於一個“真空”狀態，沒有任何大國現在能為其社會提供良好的和有真正持續活力的生活方式。這就表明世界各強國的根本問題都在於使各自的社會擁有這樣的生活方式，它們之中的哪一個能先做到這一點將在長遠意義上決定世界的權力格局。這也就是當前和可預見的未來世界政治經濟中最根本的競爭。最后，隨著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及其國際影響力的全面擴大，中國已經逐漸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因而擺在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面前的將是較以往更為復雜的戰略“棋局”。在這種情況下，走好未來十年之中的每一步“棋”均關乎中國崛起的前景。
（第一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第二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10級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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