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學者型官員”，他無疑是這一群體中最璀璨耀眼的明星之一。他是明朝第一個獲准從祀孔廟供后人祭拜的賢哲，在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歷史長河中，自他之后能尊享這一崇高禮遇的也僅有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等四人。他的著述《讀書錄》，被列入當時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的誦習教材，世人尊他為“薛夫子”。他以一個“醇儒”的身份進入國家最高決策機關———內閣參預機務。在學問上，他清修篤學，自成一派，堪稱一代之宗﹔在為官上，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廉潔自守，亦是難得的典范。
他就是明朝著名儒臣薛瑄。
耿介孤高 一身傲骨
薛瑄步入仕途可以說是一個偶然。
雖然早在少年時代，薛瑄即嶄露出他的過人才質，不僅過目成誦，且十二歲就能詩善賦，涉足理學后更以全副精力投入學問的鑽研，但對於科舉之學，他卻渾然不感興趣。在他看來，“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由此之故，他自然不准備為利祿而損節操。然而，朝廷規定，作為一縣教育長官的教諭如果不能培養出在科考上有所成就的生員將受到重罰，而時任鄢陵縣教諭的薛瑄父親薛貞正面臨這樣的困局，才學在身的薛瑄當然不能眼睜睜看著父親遭受重謫，走上考場也就成了他的不二之選。通過科舉，薛瑄的真才實學從一個側面得到驗証，不僅在鄉試中輕鬆摘取全省第一，更在次年高中進士。
不過， 一個無心仕途的人被推入官場，他在官場的表現注定會有些“另類”，但這也並不妨礙他日后的建樹。對於這樣一個少年成名的高才，想不引人注目都難。進京為官的薛瑄，很快引起了他人的留意，而對薛瑄給予特別關注的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內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
三楊私下想見一見這個青年才俊，派人邀請，薛瑄卻推托不往，他的理由是“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 ”闡明自己是負責彈劾糾察的官員，不合適私底下拜見你們。知道薛瑄不肯來見，“三楊嗟嘆焉。”
試想，堂堂一品大員竟召見不來一個新上任的七品御史，這事放誰臉上恐怕都擱不住，所幸三楊個個器度非凡，宰相肚裡能撐船，他們不但沒有為難薛瑄，反對他更為賞識器重。
正統初年，薛瑄在吏部尚書郭琎的舉薦下出任山東提學僉事。當時，宦官王振因受英宗寵幸，權勢日盛，及至后來竟悍然摘下明太祖挂在宮門上那塊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堂而皇之地干預朝政，大作威福，三楊也奈何他不得。有一次王振問首輔大學士楊士奇：“我的同鄉中，誰可以大用？ ”楊士奇推薦了同為山西人的薛瑄。王振隨即將薛瑄召回京城擔任正四品的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到京任職后並不去拜見王振，王振覺得奇怪，還專門到內閣過問此事。王振知吏部主事李賢與薛瑄交情甚厚， 便派他傳話，“令致己意，且言振素問之”。沒想薛瑄卻不領情，他正色說：“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弄得王振很沒面子。后來眾官在東閣議事，王振一來百官皆跪，隻有薛瑄一人長揖不拜。王振上前作揖，薛瑄亦無加禮。王振哪有三楊器度，他嘴上不說，心裡卻對這個“不知好歹”的同鄉恨之入骨。
景泰初年， 權宦金英奉命出使南京，離開時當地大小官員設宴為金英餞行，隻有時任南京大理寺卿的薛瑄一人不肯前往送行。金英頗有雅量， 回京后反向眾人夸贊薛瑄：“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
薛瑄不畏權勢的傲骨底氣從何而來？ 金英所說“南京好官隻有一個薛瑄”或可成為一個注腳。正因他是一個好官，所以無須仰人鼻息，攀結權貴興許能夠飛黃騰達，但好官眼裡顯然看淡人情送往甚至官階大小，為百姓謀實事辦好事才是其志向所在。此外，是他的正直品性使然。薛瑄的浩然正氣正是來自於他日常的正己修身和官場自律，心底無私氣則正，氣正則不失枉直。
公慈明剛 勤政愛民
薛瑄自走上從政之路后，心裡始終裝著百姓，他非常重視民情民意，這從他的“為官心得”《從政錄》中所記“為政通下情為急”，“做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等可映現出他的民本思想。顯然，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般做的。
自正統六年（1441）八月履職大理寺左少卿起，薛瑄長期在大理寺任職。大理寺執掌刑獄案件審理，據《明史•職官志》載，“大理寺之設，為慎刑也。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審，初審，刑部、都察院為主，復審，本寺為主。”也就是說，大理寺肩負當時法律上的最后一道防線。
正因為職責的特殊性與關鍵性，牽系公平正義，關乎錯案冤情，薛瑄不敢有絲毫懈怠，在此崗位上，他叮囑自己並告誡后人“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有了這樣的主導思想，薛瑄執法時可謂一絲不苟，嚴控冤假錯案在他眼皮底下發生。
所謂“來事不怕事”，正統八年（1443年）發生的一起案件，對“不怕事”的薛瑄來說無疑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當時有一個武官病死，他的小妾頗有姿色，王振侄兒王山想將她佔為己有，武官妻子不同意。在王山授意下，小妾於是誣告妻毒其夫，武官妻隨即被拘入都察院審訊。在右都御史王文的親自提審下，武官妻迫壓成招。該案報大理寺復核時，薛瑄辨出冤情，多次駁回。王文為了討好王振，反誣薛瑄及參與復查此案的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犯下“故出人罪”（指量刑時故意開脫或減輕罪行），王振也覺得報復薛瑄的時機到了，遂唆使御史彈劾薛瑄受賄，在“莫須有”的罪名成立后，薛瑄等人均被逮捕入獄，薛瑄被判死刑。當人們都為薛瑄命懸一線而為他擔憂時， 薛瑄卻神態自若， 怡然不改顏色地說：“辨冤獲咎，死何愧哉！ ”
等到快要行刑時，王振家有一老仆也是山西人，有一天忽然在灶旁流淚。王振見了覺得奇怪， 便問他何故落淚。老仆說：“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王振又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老仆回答：“鄉人也。”然后老仆詳細講述鄉民間流傳的有關薛瑄的種種事跡。史書記載，“振大感動”。后經兵部侍郎王偉等上疏申救，薛瑄得以免死。
與其說王振老仆救了薛瑄一命，不如說是他平時積累的民心民德救了他自己。什麼東西無腳可以走四方，是老百姓的口碑。正是他一以貫之的愛民情懷，成就了老百姓的口口相傳。
長期的執法生涯，錘煉了薛瑄堅毅的品格，也使他總結出作為一個法官，治獄有四大要領，即：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薛瑄努力踐行著他的公慈明剛， 誠心誠意為百姓謀福祉，辨冤屈。
景泰四年（1453年），薛瑄出任大理寺“一把手”大理寺卿。景泰五年三月，江、淮一帶發大水，蘇州鬧飢荒，當地飢民因向富戶貸糧不成，便縱火焚燒富戶的房屋。景帝派閣臣王文前往巡視賑濟，王文逮捕了二百多名鬧事的飢民，為夸大功勞，王文誣稱飢民“謀逆”。謀逆即是死罪，薛瑄接案后“力辨其誣”，王文見薛瑄壞了自己的功勞，憤憤不平：“此老倔強猶昔。”后經廷臣會審勘實，最終隻將其中為首鬧事的16人法辦， 其余全部釋放。僅此一舉，薛瑄便挽救了一百多條鮮活的生命，再次驗証了他“視民如傷，當銘諸心”的為官箴言。
“明斷見於民謠，辨誣不避權要”，當百姓利益與權要政績相沖突時， 薛瑄毫不猶豫地選擇與百姓擰成一股繩。他不是在標新立異，他是在實踐他做官的信念，即“為政以愛人為本”。他執法如山且不吝個人安危敢於為民請命，緣於他博大的胸懷和對正義的滿腔熱忱。薛瑄以“一個人戰斗”的姿態，為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注入了一絲難能可貴的亮色。
清正自律 “廉”為世范
考上進士入仕京城，在很多人看來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但薛瑄似乎並不這麼認為。他曾以唐人韋應物的詩句“自慚居崇處，未睹斯民康”自省，為自己身為京官而不能深入一線基層訪察民情、體味百姓冷暖而感愧疚，按他自己的表述是“惕然有警於心雲”。也就是說，在京官崗位上他一刻不敢苟安偷閑，而是鉚足干勁隨時以應不時之需。
機會終於來了。
宣德三年（1428年），40歲的薛瑄獲任都察院廣東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湖廣銀場位於湘西沅州， 銀場是銀礦的礦場，是制造貨幣的源頭所在。由此，薛瑄出任的這一官職也難免被人視為“肥差”。都察院的同僚們在向薛瑄表示祝賀之余，也以前人警句“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提醒他，薛瑄“每不忘其規戒之厚”。
薛瑄到沅州就任后，在寓所的照壁上題詩明志：“有雪鬆還勁，無魚水自清。沅州銀似海，豈敢忘清貧。”以此表明自己防腐拒貪、貧不移志的信心和決心。在沅州3年間，他懲治貪官污吏，廢除積久的弊政，沒少為當地百姓辦實事好事， 據《薛文清公年譜》載：“（薛瑄）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貪墨，正風俗，罷採金宿蠹，沅民大悅。”對於這樣一個為民辦實事的好官，老百姓又豈會無動於衷。薛瑄期滿離任時，當地百姓感其恩惠，在虎溪山為他立生祠以供。而薛瑄顯然也很自滿於來時不系一物，去時兩袖清風，頗為自得地吟出“莫言白筆（古時七品以上官吏都以白色毛筆代發簪， 此處代稱自己）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
大凡送禮者，無論是誰，不論其職位多高，在薛瑄面前沒有不碰一鼻子灰的。《中州人物考》記載了這麼一件事，薛瑄就任南京大理寺卿時，當地眾官沒人敢和南京守備太監興安、袁誠二人分庭抗禮，興安見到薛瑄時就對身邊的人說“這就是敢和王振作對頭的那個人，有什麼可以讓他屈服的呢”？ 興安思來想去想到了送禮，便於端午節時登門送扇，薛瑄以“此朝廷禮，不敢受”為由毫不客氣就拒絕了。
久居官場，自然見慣或名或利的迎來送往，使薛瑄對廉政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總結發現“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在他看來，“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薛瑄獨具慧眼把廉政分為三種境界，即自廉、他廉、被廉。而綜觀薛瑄一生所為，他既不刻意為“名節”而廉，更不因“畏法律保祿位”而廉，他的清廉自守純粹發自本心，因為明理，所以從不妄取，因為不妄取，所以清白立世，“廉”為世范。
無論從哪個角度，官格人品俱為上境的薛瑄無疑是那個時代的佼佼者，同時也足以讓后人所尊仰。正如孟森《明史講義》所說“文清（薛瑄）歿后百年，吾國共以能從祀為人品之至高，亦懸一人格以為士大夫之標的而已。”如果說以從祀孔廟折射至高人品反映的是一個時代的特征，那麼，他所留下的光明俊偉、清廉正氣卻永遠不會隨時光流逝而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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